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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威胁论”还是“权力威胁论”
“自由威胁论”还是“权力威胁论”
（之一）
爱好和平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心愿。尤其在大陆中国，一个长期动荡的国家，民众更加企盼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生存环境。
那么，是谁在破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稳定发展的环境？什么怪兽在威胁着人类和平？总结世人言说，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一是“自由威胁论”、二是“权力威胁论”。针对前者，有视“自由思想、自由言论”为“不稳定因素”的，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商品经济全球自由市场化”，更甚的是实行闭关锁国，拒绝人权，打击自由民主异议人士、法论功信仰者，以及撞毁“世贸大厦”制造“9.11”事件。针对后者的有“控制权力”之说，宪法信仰，民主宪政之说，反对绝对权力的“分权制衡”之说，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法治国家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专制政制之说。
到底是“自由威胁论”还是“权力威胁论”？是自由在制造破坏和平稳定的因素还是权力在制造破坏和平稳定的因素？
对这一争论，我们首先用事实来说话。在那些反对“自由民主”的地方，我们看到那里战乱、动乱、流血冲突不断，那里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过“两伊战争”、入侵科威特的海湾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中越之战”。那里长期的动乱不是因为有了自由民主的治理，恰恰相反，长期都遭受绝对权利的统治。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就是指这种专政制造的人祸。而在“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看不到民主国家之间有硝烟燃烧，看不到恐怖的人炸，看不到因长期动荡所造成的贫穷、落后、愚昧。
其次，自由意味着什么呢？“自由的主要意义就是：一个人不被强迫做法律所没有规定要做的事情；一个人只有受民法的支配才有自由”（1）。“自由，就是有权行动。所以政治的目的首先就是在人类中实现自由。使人自由，就是使人生存，换言之，就是使人能表现自己。缺乏自由，那只能是虚无和死亡；不自由，则是不准生存”（2）。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3）。那么，权力意味着什么呢？“权力必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腐败”。福柯对权力的本质分析道：权力是否定式的，它否定他者，它用强力、暴力否定，实施压制、排除、抹掉、消灭、镇压。这么说，权力以否定为导向，自由以肯定为导向；权力趋于破坏，自由趋于建设。
其三，两种不同的趋向构造了两种不同的社会。一个是基于自由的建构，一个是为了权力的建构。前者是热爱自由，源于自由建构了宪政秩序，它的目的就是要在人类中保障自由，实现个人自由去限制权力。后者则是热爱权力，“以官为本”为了权力的宝座不惜一切代价强暴自由，建立了中央集权暴政。
权力至上者崇尚武力，宣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思想，搞以暴致暴的恶性循环。自由的崇拜者推出了民主政治、法治和人权。一个从强力到更大的强力，在暴力中毁灭；一个从自由到民主到法治，在和平中高扬人权的旗帜。到底什么是不稳定的因素，不说也罢了。
备注：（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194页
（2）皮埃尔.勒鲁《论平等》12页
（3）卢梭《社会契约论》16页
一名基督教徒、绿色文化者：陈西
2005年9月 写于贵州、贵阳
(发表于《自由圣火》)
.. “自由威胁论”与“权力威胁论”之所在
之 二
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他承认“自由威胁论”的存在。而一个热爱权力的人，他绝不会说“权力威胁论”。谁不喜欢权力？没有权力才会受威胁，有了权力只有我威胁别人。所以，热爱权力者多向往更大的权力，“高度保持一致”的权力，绝对的帝王权力。而自由则看到自己象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唯有自由锻造了独立自主的人；另一方面，过度的、没有边界的自由会毁了自由。权力让人趋之若骛，自由却存在着危险。
面对自由的这种危险，就产生了这样的误导，认为：“秩序比自由更重要”，“权威的领导比个人自由的存在更重要”。这种观点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中得到了倡导，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得到了执行。儒家关心的就是秩序而不是个人自由。中国传统文化把秩序放在首位，自由被排斥便是自然。然而，当今在自由的国度仍然有享有自由恩典的人不把自由放在眼里，企图化解自由，强调秩序，强调权威领导和启蒙教育。享廷顿就在其书《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写到：“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1）。
“良药苦口”总是容易被人怠慢。
的确，自由从字义上讲有这样的意思：“不被阻碍，不被控制，不受摆布，无拘无束”，夸大了说，可以任意妄为。所以，才有不能给国民予自由权，国家贫穷，国民素质低，需要发展经济，启蒙教育等等的借口以剥夺国人的人权。 对自由的消解，叫嚣“自由主义的终结”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此观点的回应。我们承认自由有危险，但是，自由是如何用她正反两方面的乳汁来养育了人类文明，人们则不知晓。人们当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凡是愚蠢落后的社会都特别强调秩序，权威的作用，把稳定摆在首位，在那里，自由、个人权利、民主政治则遭到压制或被悬置。 是自由才让我们人类挺拔，是对自由的向往才让我们人类出于动物高于动物，是自由的乳汁滋润了人类的世界而不是其他。 享廷顿忘记了这样的条件，首先正是因为有了“自由思想”为前提，才促使他去思考“自由与秩序”的问题。如果他没有“可自由思想”的条件，他生活在“必须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国家，他本人也一定是“呆若木鸡”一个。他没有这样的体认：自由是活水之源！有了这个“源”，才有随后的渠，才有随后的“道”。自由才是首位的，堤、坝、秩序则是因自由的存在而产生的；个人自由才是第一位的，权威、权力、领导才是因必须尊重个人自由的共识而产生的。同样，并不是“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而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才必须去限制权威。
已经拥有的要珍惜。相反，享廷顿却不懂得珍惜自由。假设：像他所说的那样“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你不要自由，抽走了自由的基石，等着你的便是奴役。你没有一个公民的地位，你只是一个权威政治秩序下的“螺丝钉”，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能建立起来吗？ 享廷顿的这些话大概要到他说话的背景中来理解。他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而不是被奴役的世界。已经获得的自由让人们不再思考自由，追求自由，珍惜自由。从而自由不再是个问题，甚至要抛弃自由。从这个背景来说，享廷顿的书是写给自由世界的人看的，话是说给自由已经不成问题的人听的。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在自由世界，自由已经不是问题。自由仍然随时随地面临着权力、权威、领导的侵蚀。自由仍然是世界上每一个自由战士必须坚持捍卫的目标。 因为，是自由激活了人类的生命，是自由开拓了认识自然，不被自然奴役，与自然共存的生态观，是自由让人类告别了权力的奴役和血腥的革命。以自由为社会基础，我们才能得来一个民主法治的秩序；失去了自由，权力就会乘虚而入施行绝对权力的统治。自由与权力的抗争是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这种抗争就存在一天。
权力趋向于扩张，“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孟德斯鸠语）”。如果人们信奉了享廷顿的言说，就会丧失警惕，赞赏专政者的英明决策，把秩序、稳定放在首位，放弃对自由的持守，从而陷入被强权者宰割的境地。
权力的发展史，波普总结说：只不过是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的历史。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的证明，将那些罪大恶极的掌权者、元凶颂扬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双手沾有鲜血越多的上镜率越高，像电视频幕频频上镜头的帝王者，毛泽东之流。 权力的威胁令人胆寒、绝望，权力的残酷发展史当引起世人惊醒。霍布斯说：“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力欲”是“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2）。权力固然建立了一个有序的社会秩序，社会拥有领导和权威的教导，但是，在权力之下的教导只是谎言、欺骗、讹诈；在权力之下的社会，则是野蛮、恶浊 、落后、受奴役使的悲惨世界。 与此相比，自由的威胁触发了“自由悖论”的思维，促使热爱自由的人理性的增长，因自由故，建立了一个自由秩序的制度，即自由民主体制。这个政体公布：个人自由是最重要的，强调自由重于一切，国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个人自由。尽管自由有危险，这种危险则成了人类的良师益友。人类本身就生存在各种危机和风险中，挑战危机和迎战风险使“自由悖论”的思维转化成了人类成长之路上的必修课。
自由的威胁让人们去思考，去建构，去防范；权力的威胁则使人们恐惧、逃亡、消沉。例如，在中国大陆，强调的是权力的建构而不是自由的建构，传统的“大一统”与中央集权制很有市场。于是，就有了一党专政，一种意识形态，一个声音的统治国策。反对政党、反对意见遭到禁止，个人自由受到否定。人们在这专政集权的地方，要不就乖乖地任由强权者欺压，老老实实地甘当“一颗螺丝钉”；要不就为了人的尊严，为了自由去抗争遭到权力的镇压；要不就逃离“权力的威胁”，奔向自由的国土。袁红冰、陈用林、 郝凤军等热爱自由的人们就是这样因“权力的威胁”忍痛舍弃了自己的故土、家人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去做难民的，张林、许万平、师涛、任自元等等无数自由战士则遭到了权力的迫害。更多的同胞迫于权力的淫威只能忍气吞声，苟且偷生地做权力的“金库”（纳税人）、“粮库”（农民）、“工具”（技工、科学家）、“炮灰”（武装力量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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