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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从早到晚，神经犯们象一架破旧的机器，不停地转动着，劳作着，没过几天，监区里拉来了一车西瓜，象是从瓜摊上收来的剩瓜。神经院的犯人们每人发了两个小西瓜，我又出钱买了两百多斤，价格2角钱1斤。每天中午和晚上，空闲下来，我总要切开一个西瓜，分成若干小块，路过的神经犯会本能地走上前去拿起一块吃，吃完了就走，而值班院士，有的干脆坐下来，厚着脸皮啃西瓜，葫芦总是静静地蹲在一旁，等我们吃完西瓜，上来收瓜皮做瓜皮菜，而每次劳务的小费就是一块西瓜留给葫芦。
   　　

   
    转眼又过去了一个月，我来神经院已经将近五个月，这期间，神经院得到了两个减刑指标，都是值班院士的。而老残队减了十二人，看看减刑无望，小陶托关系调出了神经院，斜眼小鲍因为上次不愉快，也调出神经院，到了北院他给叶狱长写了封密信，把巴利的院长职务撤了。巴利被分到东狱监管队，监工小葛被送到西郊出监队，神经院又调来个姓尚的院士，神经院院长换成积委会姓卓的肿脸老头，听说此人在半年前曾是老残队积委会主任，因为吃黑，激起公愤被罢免了。后来一直称病，留在积委会休养，他深得杜区长的信赖，但始终没有派上用场。巴利刚走，他趁机占居了神经院。他刚入主神经院，调到北院的老何又跟着回到神经院当院士，听说老何每个月都向老卓进贡两条香烟，是老卓的耳目或者是一条狗。
   　　
   
    整个伏天，神经院的犯人们冒着酷暑顶着烈日辛苦地劳作，书页好象越折越多，他们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从早上六点到晚上8、9点钟不停地干。有的病倒了，张平给他们吃几片药，然后在铺上沉睡两天，许多神经犯的食欲大减，每顿只能吃下半个馒头，然后不停地喝着凉水，剩馍剩菜越来越多，每天晚上饭夫把这些剩馍剩菜泡在铁桶里用手抓碎，倒进流水沟，水沟里的耗子越长越胖，越来越多，到了晚上它们成群结队地在铺上铺下乱跑乱咬，而神经犯们因缺乏营养个个挺着大肚子，就象非洲的难民。
   　　
   
    神经院的铁门又紧紧地闭住了，理由是神经犯们劳动时光着膀子太不雅观。由于不能通风，院内的热气无法排出，蒸腾得人们透不过气，为了防止神经犯们在折页时偷懒休息，神经犯们劳作时站起身必须向值班院士报告，除了便溺，不准离开岗位。我的折页任务从500张增加到700张，增加了200张，我每天从早上6点折到晚上6点只能折600张。
   
   
    那天晚上8点钟左右神经犯们都在加班折页，我在水池边冲凉，卓院长问：“老安，你的书页折完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没有折完，你为什么冲凉？”我说：“晚上我看不见。”他又说：“谁不折完不准睡觉。”我说：“明天我找杜区长，他说让我折我就折。”卓又说：“在神经院我就是干部，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出神经院的大门。”卓又说：“把老安的铺调到南屋，现在就搬。”我知道：南屋与东屋的小套间一样又挤又脏，虱子、跳蚤成堆。我把铺搬了进去，睡在南屋最西头的铺上，这个铺有块床板缺了一块，两头都有一个黑洞，根本没法睡人，不过恰巧，我的家人给我送了一张竹席，铺在上面勉强遮住，但不能受力，否则就会塌陷，整完床铺我走出南屋，看见小钱坐在我的坐位上正在折我那剩下的书页，他轻声地说：“别吭声，我帮你折了。”卓见此状无话可说，他向神经犯们宣布：“以后半夜起来便溺都必须向值班报告，以后神经犯买炒菜，不许任何值班院士捎带，由我统一购买。”
   　　
   
    从那时起，卓把每个神经犯的菜金券都收集起来，中午和晚上他亲自拿着餐具跑到犯人伙房买炒菜，三元一份的蒸面他说五元，5角一个的菜馍他说一元，三元的炒菜他收5元。更可恶的是：那些神经犯，根本不知道算帐，卓说拿几张菜金券，神经犯就给他拿几张。神经犯也不知给了多少钱吃了几份菜，全凭卓自己嘴说：“你的菜金券用完了，再拿几张。”直到掏完为止。仅仅几天卓手中拿着200元菜金券走出南院大门。我猜想：“可能是进贡吧。”奇怪的是：老卓自从入主神经院当院长，他几乎天天犯病，打针、输液。有时半夜还让值班院士跑到医院敲门喊医生前来抢救。可那些智力丧失的神经犯们无病无灾地在神经院生活了七、八个春秋,偶尔患了病吃上几片感冒药，安眠药和止泄药不管对不对症，便能康复。感谢上帝和老天爷对这些神经犯们施加的恩泽，保佑他们能在极端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我在南屋大约呆了十二天，有一天清晨我们正在紧张地折书页，突然一只喜鹊飞来，在南院的上空盘旋鸣叫。这里的喜鹊很灵，每次神经犯们家中来人探望，它总是在空中盘旋且叫喊不休。到了下午3点钟，值班院士赵宣喊：“老安，接见。”我放下手中的折尺，走出南院，来到干警办公室门外，王主任走出办公室，带着我向接见室走去，一路上，我把卓怎么逼我折书页，想敲我的竹杠，吃我的黑，以及他在神经院盘剥神经犯的恶行全部告诉了王主任。并说：“我想见干警，卓不让见，还说：在神经院他就是干警，今天若不是家人接见，我也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姐姐听了十分生气：“犯人也是人，不是牲口，不可以这样待他们！”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杜区长来到南院，他亲自来到我的面前说：“我讲过，你想折书页就折，不想折就歇着，没人强迫你。”杜区长走后，卓笑着对我说：“你想折就折，不想折就玩吧，赵宣，在东屋给老安调个铺，南屋那个地方太挤、太脏。”就这样我又调到了东屋。午饭前，南院又调入一个矮胖的犯人，听他自己介绍，他姓段是从东狱犯人伙房来的，饭夫讲：他原来是个乡长。中午吃饭时，卓给我买了一份炒菜，他说：“我让我的关系户炒的，5块钱，他炒了两份给我。”我听得出他在掩盖自己的丑行，同样的价格，他给别人打的少，给我打的多，怕别人说，所以当众表白一番，一示公平。同时，他也想缓和与我的关系。我预料这个贪心鬼雁过拔毛，一定会与我同吃这份菜的。所以我提前把炒菜倒给吴孔义一半。果不出所料，他拿着馒头和筷子来到我的面前，看见我的菜少了一半，只好改口道：“你爱不爱养花？”我寻思，这坏蛋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不过我又想：如果能在神经院养一些鲜花，改善这里的环境，岂不是件好事？我说：“养花？好哇！我最喜爱养花。”其实我真的不爱养花。我又问：“到哪里去弄花呢？”他说：“我有办法。”我想：这家伙倒有点象政客，让老百姓拿钱做善事，往自己脸上贴金。我要好好设计一下，这次不能便宜他。
   　　
   
    下午，最后一批书页折完了，值班院士们收回了木箱板、折尺和凳子，神经犯小陈和小袁打扫干净小院的卫生，然后，神经院召开全体会议。神经犯们席地而坐在小院两旁，卓院长说：“书页我们不要再折啦，现在积委会正在统计大家的劳动量，过几天就可以分红。我刚来神经院，想把这里的环境改变改变，让这个小院真正成为大家的疗养院，我准备向老残监区提个建议，在我们这里养点花木，再买台21英寸的大彩电，让大家坐在床上就能看到电视，来到院子就能欣赏花。不过这事还不知成不成，大家也可以考虑其他方案，然后咱们开会再议，由于大家辛苦了两个多月，这几天就开开心心地玩吧，想打牌、下棋、写字都行。但规矩不能破，大家在屋里玩，不能出屋，更不能出院。”
   
   
    第二天，卓院长把我和小段喊到值班室说：“我找杜区长问过了，现在监区穷，经费缺，拿不出钱来，你们俩是神经院的大款，能不能让神经们捐一部份，剩下的一部分由你们俩凑齐？”我说：“老卓，咱不是说好的我只负责养花吗？买花的钱我可以出但我有几个条件。”卓说：“有建议尽管提出来。”我说：“咱们买花肯定不会仅买一盆两盆。买了花总要有地方摆，如果在这院子的两边砌上一排水泥台，可以放花盆又可以让神经犯们摆在上面吃饭或坐下休息，第二养花就要为花提供一个生长环境，花需要通风，象我们天天院门紧闭，花会死的，第三养花是为了让神经院的犯人们观赏，不是让外来人观赏的。所以，每天要让神经院的犯人们自由地出来走动，以利于他们身心健康，达到这三点要求我就投资，还有一条，我只投资养花，电视机的事我不投资。”卓为了让我支持他的计划，既然我已答应投资养花，他只好认可我的四项要求。
   　　
   
    过了几天，监区从外面抬来一些砖头、水泥和预制板，在神经院砌了两排长花台，约50公分高，70公分宽，10米长。杜区长每天上班时，都在他的自行车架上带来一些花卉卖给我，有两棵铁树、两盆杜鹃、两盆扶桑、五盆仙人掌类花、两盆吊兰、两盆金钱桔、两盆石榴和一些紫朝天椒，月季之类的花草。短短几天，把神经院装饰得象一个小花园，铁门打开了，神经犯们天天蹲在花台旁边观赏，有时他们会伸手去摘一朵花或花果放在手里把玩。几天来，卓院长频频找小段谈话，不用猜一定是逼他投资彩电的事情，小段始终不肯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