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根据毛泽东的思想通过多党竞选实行人民民主监督,这关系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作者：爱华）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既有经济、科技及国防的大发展，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的巨变，也包括人民内部社会矛盾的迭起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中国社会将向何处去？良性发展能否持续下去？矛盾的恶化能否被制止？中国社会能否长治久安？这是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在考虑的严肃问题。

   
    我认为，这里关系到一个最核心、最根本的决定性问题，就是执政党能否真正得到人民拥护。人民与执政党之间是同心同德还是离心离德，社会的走向完全不同。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当代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弘扬毛泽东倡导的对执政党监督思想，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按照现代社会的执政规律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最终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是因为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坚定拥护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古训在国共两党的大较量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和证明。应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党、政府、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很清楚，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密切联系群众意味着什么，而脱离群众又意味着什么。所以那时的共产党能够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血肉联系。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则大大增加了。面对这种危险的恶性增加，毛泽东以苏联共产党脱离人民的“修正主义”为镜子，不得不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从根本上扭转党员脱离人民的倾向。由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他发动的这场运动没有产生正面的效果，他力图扭转党员脱离人民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而且我们还不能不说，在这个基础上，在他以后的这二三十年中，相当多党员干部靠着以权牟利而比人民大众“先富起来”，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更加增大了。
   
    近年来，党中央在全党发动了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教育，力图扭转党员脱离人民的趋势。但据我看，效果不彰。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另外的政党能够同共产党竞争执政地位，所以对很多党员及党的干部，就没有上进的思想压力。
   
    执政党需要靠人民的监督所产生的压力来执政，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以国民党的专制为反面教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只有依靠民主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执政党为人民执政。1945年7月，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里的“政府”，当然是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所以这个监督，说到底当然也就是对执政党的监督。
   
    那么，人民对执政党的监督，这个问题我们解决好了没有？
   
    正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四十多年过去了，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
   
    据我看，我们所以会“任务尚未完成，”，最根本上，是由于这个监督问题没有制度上的保证。这个制度，就是多党竞争制。
   
    现在看来，只有从当代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观着眼，逐步实行多党竞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对执政党的有效监督问题。
   
    在现代社会，没有哪一个政党可以不经过人民的投票选举而直接上台执政。由人民的选票决定哪个政党执政，既可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也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必须条件。
   
    当然，靠多党竞选来上台执政，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从来不兴这个。但这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必需条件。
   
    中国社会的历史，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动荡历史。根本原因就是政权传承问题：政权接班通过上一代的指定，而非通过人民的选择。由于没有接班对手的竞选，一代代接班人越来越腐败而脱离人民，最后被篡权的野心家推翻。然后，新建的政权不可避免地重走这条老路，导致这个政权被另一个新政权取代。这就是中国周而复始的历史，黄炎培概括的历史“周期律”。
   
    眼下的中国会否按照当年黄炎培对共产党的预言，也按照中国历史的这个“周期律”走这条老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班子，由于是在人民的支持下夺取政权的，所以在中国掌权稳定。
   
    邓小平为核心的班子，虽然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指定，但由于他是毛泽东的重要老战友，战功在身，所以也就有足够的权威保持中国社会稳定，虽然他的权威远不如毛泽东。
   
    而邓小平指定的江泽民和胡锦涛，由于没有“老革命”们的战功，其权威就比邓小平短少很多。但由于他们都是强人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他们也就具有一定的权威，再加上他们的政绩，他们在中国还是能够镇得住的，虽然社会发生越来越多纷争和的动荡，但不至于发生大的动荡、战乱和割据。
   
    问题较大的是由现任中央领导班子指定的下一代中央班子。他们既没有本身的战功，也没有上一代“老革命”的光环。他们得全靠自己的政绩为自己打造权威。他们的这点权威，能否镇得住在暗处窥探中央政权宝座的野心家？如果他们镇不住，中国的大乱甚至战乱，就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象建国初期的共产党那样廉洁，我们就不需要为中国的执政党担心。但事实远不是这样。走到普通人民群众中听听吧，我这里就不多说了。由于没有另外政党参与竞争，共产党的腐败难以遏制。到了一定程度，当人民对腐败的抗争造成社会大动荡时候，就是野心家出手的大好时机，他们将利用人民的不满和力量发动内乱，中国改朝换代的战乱历史将再次重演。那时，中国人民将丧失安居乐业的起码条件，陷入战乱的灾难深渊。
   
    要避免重蹈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就必须按照毛泽东找到的“新路”，实行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而这种民主监督，必需通过选民的选票，让人民可以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否则，监督就是空的。人民通过自己的选择权对执政党的监督，不仅对执政党是一种支持、爱护和鞭策，也是防止执政党的政权被野心家篡夺的有力保证。只有通过竞选胜利才能上台执政，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通过暴力改朝换代的法则，杜绝野心家的篡权，使社会长治久安。
   
    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魄力、有自信赢得选民的支持，所以也就欢迎另外政党的竞争，欢迎这种竞争造成的压力。如果你真的自信自己是真正代表人民，就不怕别人来与你竞选。如果你自感心虚，怀疑自己到底能否真正代表人民，那你就应该被选民淘汰了。
   
    由多党合作上升到多党竞争，将是中国历史的巨大飞跃。但这不能一跃而就，过于匆忙，而应该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
   
    我建议用三、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准备。这大约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在共产党内统一对多党竞争的思想认识，使党的骨干明确，多党竞争只会促进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从而树立竞选必胜的信念。
   
    第二，修改宪法，加进鼓励多党竞争的内容。
   
    第三，号召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积极投身到政党活动中，鼓励已有政党同共产党竞争执政地位，也允许新党产生，鼓励新党同共产党竞争执政地位。鼓励这些政党积极学习及积累从政经验，使它们在三、五年之内变得成熟起来。
   
    第四，中国共产党抓紧时间整顿共产党队伍，通过吐故纳新（重新登记？）和教育整顿，通过发动群众进行监督和评定，在三、五年之内把共产党改造到一个崭新的新水平，使自己有把握在政党竞选中获胜。
   
    第五，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政治教育，使得从城镇到农村的广大人民群众适应民主政治的需要。中国有句古语，叫着“君子不党”，现在有人也把党派活动视为拉帮结伙。要在中国纠正这种误解，使人民群众认识到，现代民主政治，就是要通过政党政治来实行。
   
    一旦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就可以进行全国性的大选。
   
    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西方民主制度的精华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对西方民主制度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在这个过程中，要找到有效方法防止黑金政治。竞选经费由国家负担，禁止民间捐款，以防止金钱左右政治。大选结果的仲裁，也要预先确定好令人信服的方法和机构，以避免社会因为大选结果不明而而产生分裂。
   
    我深信，一旦中国实行了比西方更优越的多党竞争宪政，中国的经验将能够领导全世界。 （注：此文由一位大陆朋友发来，让我帮助转贴。他说此文即将在《学习时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