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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上清:中国体制创新方略
——正视历史，认清现实，推动民主政体软着陆
自由思考，天赋权利；探索真理，天经地义。
题记
一、 引论
我们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歧路口，从表面来看，无论哪一种政治力量，都不会也不敢公开反对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但一到具体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具体地说，我们中国目前可分为以下几种政治力量：
第一种是顽固派，他们是现实政体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只以既得利益是否受到侵犯为最高原则。他们漠视民意，一意孤行。他们一方面用大话套话假话形式主义来愚弄百姓，另一方面又用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一切正义力量。他们是中国体制创新的最大障碍。
第二种是保守派，他们对腐败也深恶痛绝，但这些人深受早期共产党理论影响，而对世界上其它政治体制缺乏深入的研究，固执地以现实的腐败来作为肯定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治国方略的论据。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目前的腐败和过去的贫穷的根源都是极权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第三种是小脚改革派，他们对中国现实所面临的危机有清醒的认识，但迫于前两种政治势力的压力不敢推行根本性的体制创新，只做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事情，但由于腐败已深入骨髓，所以这些治表的政策也不能真正落到实处，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危机。
第四种是激进民主派，他们多是中共极左政策和重大错误甚至是犯罪的受害者。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部分从精神到肉体，从人格到生存环境受到重创的人和全体民众相比毕竟是少数。他们痛之深则恨之切，因此对中共的认识会有失偏颇。他们只看到现实社会不理想的一面，看不到执政者的某些措施还是部分地给民众以希望，解决了大多数民众的最低生存保障问题。他们对中国民众提出了过高的期望，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民众是世界人最知足的民众，他们只要有口饭吃就不愿为了更高的生活质量而冒险。他们还往往用假设代替历史，不仅对现实全盘否定，而且对毛泽东的一生，对中共的历史，对新中国的历史，以至国际共运史也全盘否定，采取一种割断历史的态度。而对资本主义则采取了全盘肯定，用现代代替过去。他们忘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民主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忘记了资本主义发端于血醒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发家史一点也不光彩，光彩的是它正一步一步地由血醒走向了光明。假若资本主义生下来就这么完善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就更不会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正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性腐朽性所造成的。
第五种是渐进创新派，他们主要是各个领域内的正义之士，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主张通过各种和平合法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
第六种是等待派，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随时都会遭遇强势力集团的侵害。他们中的一部分有血性的人在忍无可忍之时会直接诉诸暴力，也有一部分人走长年上访这条不归路，而大部分人是忍让苛活者。
当然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少人是帮凶帮闲派。他们是顽固派的羽翼和爪牙和附庸，他们常常起到了顽固派起不到的作用。但他们又往往是见风驶舵派。
我们对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政党和派别，都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用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分析来研究来判断它，这是我们能否真正看清事物本来面目的前提。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精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非真理性的东西教条化，同时对人类的其它文明成果尤其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文明成果拒绝学习借鉴的结果。我们现在来研究中国问题不能再重蹈他们的老路。无论何人，何种政治派别，何种政党，谁不敢正视历史，谁不敢正视现实，谁就不能把握准历史的脉搏，谁就难以找到符合实际的改革方略，那也就难以达到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忘记，现状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相互影响并最终以必然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同样不要忘记改变不合理现状则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社会进步的唯一阶梯。如果我们的执政党和民间力量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就能客观地认识历史和现状，就能找到中国的真正出路。
二、正视历史，客观评价中共的历史地位及作用
要清醒地认识现实，首先要正确看待我们的历史。任何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和两千多年封建史和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史的国家。有着这样的历史的发展中国家，她的人民既有潜意识中的天朝帝国的骄傲自大又有贫穷落后的自卑和怯懦。他们比弱小民族和新型国家背负着更为沉重的历史包袱。
上世纪的中国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演化为带有封建性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由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必然性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主义中的精华。现在不少人想把西方的宗教文化引入中国，但中国其实并不曾产生过真正意义的宗教。中国人虽然迷信的人不少，但他们心中的“神”千奇百怪，但都不是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能够被接受的文化基础。但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在中共中真正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人当属凤毛麟角，而又能够全面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人就更少。还由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的残暴时期和社会的两极分化时期正如目前之中国一样，所以马克思主义是斗争的哲学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但世界在变化，资本主义世界在失掉半壁江山之后，开始了全面的反省与制度的调整，包括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合理成分，使这个原本属于大资产阶级的制度慢慢转向关怀社会的主流群体中产阶级。而可悲的是，共产主义世界却因长期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脱轨，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发展，长期对资本主义抱着一成不变的拒绝借鉴、一味批判的态度，而迷失了搞共产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而没有及时调整自己而走进教条主义的死胡同。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和中国目前的困境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中少有人真正做到了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看问题——当然科学的看问题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仅马克思主义主哲学中的精华也被他们抛弃了。而那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张志新、遇罗克却因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而被残杀，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因思想而被处决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只有在欧洲中世纪才会出现的悲剧，就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产生于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史和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建建史基础上的思想体系和制度。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共产主义和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吃大户”思想有着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迎合了占社会主体的落后愚味的农民阶级。而社会主义所确立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又是和封建社会的国家集权政治一脉相承的。正如建构主义认为的那样，人们学习知识，其实就是把新的知识同化到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去。因为，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和法治史上，民主、自由、法治、共和等思想则是稀缺元素，因此在学习新知时，往往只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主义中那些自己能接受的部分，而把人类的其它文明成果民主自由法治科学却给丢弃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列强环视中的愚味落后的中国，蒋介石所主导的不伦不类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让中华振兴，反而让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对象，使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
综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封建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国家，而不是在早期发展起来的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封建主义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在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无论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还是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不论他们所信仰的是资本主义也好还是共产主义也罢，为什么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多党联合执政，都走上了一党执政的道路，不正是因为这两个政党的领袖和党员绝大多数都是产生于中国这块有着深厚的封建主义土壤的国家吗？为什么几十年后的台湾终于实行了多党制，中国大陆搞起了改革开放并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台湾还是社会主义的大陆，都建立起来了现代的大工业体系，都拥有了大批的产业工人，都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人们的思想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从而使封建主义的东西遭到空前的瓦解。这种变化难道是巧合吗？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共诞生的土壤是什么，是极端腐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没有民主、没有司法公正，人民甚至连饭也吃不饱。中国有句俗话叫：“官逼民反。”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官逼民反是主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催生婆同样是“官逼民反”。
新中国的政权中的中下层人员有不少人都是苦出身，他们都是为了有口饭吃才走上反抗道路的。现在有的人把蒋介石说得比毛泽东都好，这些人要么是不了解历史的人，要么是吃过毛泽东政策苦头的人，要么是随波逐流的糊涂人。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必然规律，任何一种制度文明、社会集团，最终埋葬它的必然是它自己。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我完全赞同建国初期共产党的政策，我也同样认为，那种只根据财富多么，不问财之所由就把人分为两个阵营，并且把一部分人长期打成贱民，且殃及子女亲戚的政策是非人道的。而这种作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让他们这样做的，也和他们所宣扬的“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是背道而驰的，正象现在中国宪法一方面写着一切政党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另一方面中共却干着凌架于法律之上的事情一样。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任何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诞生和巩固都少了血的较量。熟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人，当然知道，政权更叠的残酷和政权巩固的血醒。中共的失误之处在于忘记了先人的早已有智慧“时移世易变法亦易”，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叫作“与时俱进”。
因此，我以为中国共产党其实是犯了一个古老的错误——既要马上打天下，又要马上治天下。他们先是不懂得打天下和坐天下是不能运用同一种方法的——阶级斗争理论。到了今天，却是纯粹为了集团利益而拒绝体制创新。最令人羞耻的是，他们似乎认为自己领导得挺好，似乎觉得在自己领导下人民已经安居乐业了。但是只要看一看中国的每一块土地，每一级机构，我们不必去揭什么黑幕，单就中共官方已经揭出来的情况看，已经够触目惊心了。从最高处说，李金华年年搞审计，年年作报告，年年触目惊心，审的都是部级单位，违规违法涉及的资金动辄就是几千万几亿几十亿。而那些整天把“三个代表”挂在嘴上的人却竟然漠然视之，以致这些违规违法的部也不把审计当回事，你年年审，我年年犯，我官照作，纪照违法照犯，其奈我何？于是乎各级各部门、官员都摸透了上边的心情，个个都肆无忌惮起来。因为他们清楚，在中国违纪违法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和最有权势的人保持一致。听得久了，无奈的久了，以至于国人现在得了一种病叫什么审计疲劳，实质上就是反腐败疲劳综合症，这个综合症的特征就是：“我不相信。”这也正是中国上访事件不断，恶性事件频发、贪污腐败前赴后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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