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中晚期，大陆思想界先是出现了“要胡适还是要鲁迅”的争论。紧接着发生内容广及改革各主要方面的论争。这就是一般被概括为“大陆自由主义”与“大陆新左派”的论争。论证的起因有文化、文学方面的（这与对鲁迅的评价有部分叠合，也与对1980年代“文化热”和1990年代短暂的“人文精神的讨论”之反思有所牵连）；有经济方面的（主要由“新左派”对市场经济取向的质疑而起），有对外关系的（主要牵涉对美国的关系，不用说也由“新左派”民族主义的的反美引起）；而主轴则是政治改革，尽管这方面的论争用语较多迂回隐晦，方式多出於学术性话题，例如“自由主义”旗帜亮相於民国自由主义言说的介绍。“新左派”在所谓“民主”方面，主观上想努力提出让“自由主义”跌份的内容。这一努力开始於崔之元挖掘毛时代的“鞍钢模式”——“经济民主”，及至李书磊提出“文化民主”。“新左派”无法端出像样的民主论，原因不在智商和想象力，当然在於缺乏历史经验和实践成果的支撑。李书磊提出“文化民主”，就是本文所质疑的。

    几年前我就预感到世纪末的这次大论战，是最富现实内容因而也最有意义的一次论战。现在，我越来越感到“中式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歧，是深刻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不是全部的反映，目前来看也不是最主要的反映，（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对手必定不是“现实的镜像”，否则自由主义也成了一片“精神浮云”）绝不是一些人套话式的所谓学术之争甚至义气之争。如果局面不会被新权贵集团弄得大乱、弄得中式左派趁火打劫，因而终於出现大“倒退”的话，那么，这场争论必定会继续下去，终结於整个转型期的结束，从而中式左派也失去存在理由的那一天。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的出现，终结了中国转型时代的思想史。

    中式左派开口闭口脱口而出的“民主”，及李书磊博士的“文化民主”放出，有了完整的结构，不但政治民主，而且经济民主、文化民主，俨然一幅全面彻底、最最最的民主蓝图了。但是，中式左派的民主云云，无非是虚泡泡一大捧“膨化食物”，幷经不起咀嚼。

    不妨盘点如次——他们的“政治民主”怎样呢？无非是将写有“人民”二字的店牌，拿在手上摆过来晃过去，停留在笼统抽象的“名词秀”上，连个挂牌的处所都不可寻。这在“私分大锅饭”的“掌勺者”那里，都是没有丝毫费事的。有时，也比“掌勺者”依然挂在嘴上的“当家作主”高调，多一点“一晃而过的引诱”，例如“直接民主”、“像村民选举一样的主人翁地位”之类。但究竟怎样全面地实施“直接民主”，他们终究没说出什么道道来，或则不肯说、不敢说也未可知。借用尊敬的王元化先生的解剖，中式左派的“最广泛最充分的民主”无非是：1，“表态民主”，即不管自己说的做的是不是符合民主观念，却声称自己是民主的。不管这种声称是不是很空洞，声称确是其言煌煌的。这在学术层面倒还比较好办，但在权力层面就难办了，你敢说它空洞、虚伪吗？不太方便。“表态民主”也可以叫做“宣称民主”、“口号民主”。2，“高调民主”。王元化先生转述张灏先生的观点说：高调民主的表现是，“第一，从民族主义观点去认识民主，梁启超、严複、邹容等强调民主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所不可少的条件。第二，从传统道德的社群取向去认识民主，康有为、谭嗣同等以一儒家的‘仁’理想为基础，吸收西方民主思想，李大钊以大同团结为理想接受民主政治，这样的高调民主观念，它绕不开一个问题——民众主义。”结果呢，群众史观、英雄史观（含精英主义、权威主义）“以某种奇特、悖论的方式结合着”。3，巴黎公社式的民主。这是元化先生转述顾准先生的观点，也即“简单多数通过”的民主，如在古希腊罗马、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有过的那样，又如苏联宣誓效忠的“举手表决”之类。不过，我以为至少在苏联幷无所谓“多数决定”的“直接民主”，因为这里幷没有人民群众的选举权、议政权，所谓党内的多数决定事实上都是“大小核心”们背后控制好了的过场形式而已。4，“乌托邦民主”。“现代的民主观念不是一味强调多数，而是认为没有少数也就没有多数。我们把全民当家作主之类的口号当作民主的精髓，实际上这祇是一种高调的民主，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参见王元化《清园近思录》第68～69页）

    不用说孟子的那套“民本论民主”，更是元化先生嗤之以鼻的。元化先生说：闻听有人“援引孟子‘黎民不饥不寒’说民主就在於吃饱饭的言论，竟很少听到反驳的声音。”2002年10月29日“东方文化与人权”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主流传媒甚至只言片语地报道有与会的老外们，也都认为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人权”、“第一人权”了！谁听到中式左派将政治民主与人权联系起来？

    中式左派其实不过是主流话语红墙上的一只“爬山虎”。如果有谁将自由主义丰富的政治民主学说与中式左派对比了，那将是对自由主义的侮辱——根本不在同一水准！

    中式左派的经济民主是怎样的呢？除了“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合理化建议”之类，便不甚了了了。由此，“经济民主”的着作权便是非“第一代人物”莫属，远远落在了今日自发的厂长罢免与选举等等后面了。自由主义呢？首先讲“全民财产”的“产权明晰民主”；其次讲人们有经济组织的自主缔结、自主运营权，也即真正的法制化市场经济就是制约统制权力的经济民主；再次讲独立工会及其会员们的谈判权、罢工权等等；……还是根本不能相比呀！

    中式左派还热衷於语焉不详地鼓吹“文化民主”。那就来谈谈“文化民主”吧。教育是够文化的吧，那么，人们应当安静地去看看萧雪慧说了些什么、杨东平说了些什么、谢泳说了些什么……秦辉说“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中式左派们有过超越“主流话语”的任何意见吗？宗教够文化的吧，“信仰自由”、“祇要没有犯法，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信仰自由”、“乌托邦可以但强制推行乌托邦不可以”，等等等等，这些主张中式左派何以避而不谈？科学够文化的吧，那么，从课题的确立，到项目的实施，到成果的应用，权力都不得干预，这是自由主义说的呢，还是中式左派说的？文学艺术够文化的吧，那么，中式左派除了“百花齐放”的虚应回荡，何曾肯鼓吹过“创作自由”？何曾肯鼓吹过取消文学垄断行会？新闻够文化了吧，那么中式左派有何脸面面对“新闻自由”的呼籲？看看实际行为吧！谁在学术奖评比中舞弊了？谁曾见过种种学术腐败，与公认的自由主义学人代表沾过边？谁在与“守土有责”等等眉来眼去？

    难怪我老纳闷：中式左派的“文化民主”怎么就扑朔迷离让人捉摸不透的呢，今天看到了李书磊的文章《再读钱毅》，（载《书摘》2002年10月号）才算是知道了一点底细。钱毅何许人也？抗战时的《盐阜大众报》副主编，生卒年月：1925—1947.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过《钱毅的书》，想必李书磊先前已经热情洋溢地写过书评，忽然觉得没扯上“文化民主”甚为可惜，於是再借题发挥一番——“我反复论及钱毅，是想借此凸显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的视野：文化民主史的历程。我们对一百多年来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多有论列，而对文化民主化的进程则不无盲区。这是一个重要缺陷。即使在八十年代之前的三十年，这个问题也没有被恰当地提出幷讨论。现在已是我们以平静的心态、以良史的同情心与洞察力来研究这个命题的时候了。”

    看中央党校的教授、文学博士李书磊先生从钱毅那里挖掘出了怎样的“文化民主”！仔细分疏，李先生总共挖出来以下三点：

    1，“必须要报上登的稿子都是从工农大众观点看的”。

    2，“在用稿上，对工农通讯员来稿，祇要有一点可取，就代他发表。尤其是工农第一次来稿，更要尽可能发表，内容不完整的话，当‘写话’发表也是好的。”这是“为工农求文化上翻身的大事。”

    3，排版上不要转来转去，“工农大众……上头看着找不着底下，就不高兴看了。”

    有了这三点，李先生便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总结上升说：“文化民主化的理念就是由一系列这样的制度与技术安排保证的。”

    我已经说过，那些以文采见长的文人摇唇鼓舌的本领不可小覰，但对理性有序的社会改造来说，幷没有什么用处。作为主要想改善生存处境的我等草民来说，甚至全部的文艺都不无奢侈意味，要文人的“煽情”作甚？李书磊博士借钱毅谈到的是幷没有终止於特殊时代的“新闻民主”，他看重的是钱毅建立的几百个“工农通讯员”队伍，自然例如高华先生解剖的“革命新闻事业”、王实味那样的非工农业余新闻，李博士是不方便感兴趣的。其实，和平时期的“工农兵通讯员”，其茁壮成长的作用人们是领教过的，我自己当农民的时候就干过一些胡吹乱编的勾当，如今真是好汉羞提当年勇了。按上述“文化民主”的套路，假如论到教育民主，李书磊博士怕要高谈“工农兵上讲台”；假如论到文艺民主，李教授一定要为“小靳庄男女老少上舞台”焚香招魂；假如论到科技民主，李作家怕要重祭“高山变良田的大寨红旗”了……

    李博士对“良史”的认知不够优良，其“同情心”与“洞察力”也不甚新奇，如此而已，似乎不需要与这样的“文化民主”多谈学理的。

    如果说自由主义昨天未热，今天不温，明日也火不到哪儿，那么，中式左派的问题主要就是能否再现昔日辉煌了。这可不是毫无土壤的民粹煽情，君不闻遍及城乡的丧事道场吹奏着“妹妹你坐船头”等等流行小曲么？君不见公园水边、巷口桥头时不时上电视装点欢庆的秧歌队、歌咏队吗？本来就有一整套发动、鼓动经验，又颇富“打诨噱头”、“浪漫旋律”的“民主文化”，一旦有了财政投入，说热就能热的。说不定还能当什么运动的工具或群众力量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