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共产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我有很多担心。理由是被树为“建设新农村”旗帜性人物的“三农专家”温铁军，他的一些言论是明确歧视农民的。

   温铁军在知识官僚中级别不高，但一般厅局级远不及他的风光。近年来，温铁军特别串红，一是被推为中央电视台2003年年度经济人物，二是“新乡村建设”才搞了几个月，就被传媒炒得红红火火；三是温铁军担任总编的《中国改革》、《中国改革•农村版》、《改革内参》，都集中闪现着温铁军“当年戴草帽、穿裤衩、着背心、骑单车”，奔走于乡村调查研究，心系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农业的乡土学者形象。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温铁军，分明成了一个榜样学者。

   2005年年初，我从网上看到山西作家李锐《给友人信谈张炜》。李先生在信中说到：“中国问题的巨大和复杂，让许多‘真理’变得捉襟见肘。有鉴于此，尤其不可以用简单的义愤填膺来代替冷静坚定的理性思考。我非常敬佩像李昌平、温铁军这样的思考者和行动者。我甚至不认为应当把权力和市场‘本质化’成为恶魔，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正是有效也有监督的权力和坚持平等原则的市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一些人对温铁军的认识有太多的“失真”。

   本文不无“矫枉过正”之意，不是要抹煞温先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价值，但却一定要将温先生更重要的面目看个清楚。题目中的“坑农”二字，针对的是温先生的言论。

   一，永远的“喜鹊”

   我了解温铁军以“长江《读书》奖”为第一阶段。事实上也就没有了第二个阶段。在那篇奖金为3万美元（曾有报道说温铁军给河北定县他“蹲点”他“挂牌”的“乡建学院”捐款人民币3万元）的论文，《“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的一开头，温先生就摆出“用脚做学问”、“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革命领袖将外来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派”姿态。论文的中心意思是：西方无论什么学说理论，都无法搬用到中国；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但除了农民素质低需要继续教育的问题外，20世纪的核心问题——土地制度已经解决。世纪之交农民问题已经扩展为“三农问题”。文章主要回顾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到邓小平解决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的实践，认为他们都能从实际出发，都达到了各自能够达到的正确、伟大、英明。针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否需要做出调整改变的舆论，温先生明确指出：目前的农村土地政策远未走到尽头，是切合、适合、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的。就这样一篇文章，说了半天，“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完了。当然，温先生对一些具体问题表现出了相当的熟悉。

   这就应了一句格言：熟知不等于真知。数年过去，温先生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所变者是效法前人搞乡村建设，获奖更多了、影响更膨胀了，从歌颂江泽民的“资本经济”转到了歌颂所谓“新政”。

   温先生的榜样意义用他自己一次座谈会上的一句话可以看个透了——

   “从长期看，不仅任何政府都没有‘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能力；而且只要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仍然以分散小农经济的方式生存，那么对农民而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农村的村社自治结合就是必然的结果。”（《改革内参》2003年11期）

   2004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温先生关于“三农问题”的代表性著作《解构现代化》。书中大讲毛泽东的两个相信：相信党相信群众。“目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农村基层和农民头上，……”“中国要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我们首先应强调中国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都应该认真学习邓小平，毫不避讳地讲清这种国情，谁想让我照搬你的制度，请你把我这2亿多过剩农民劳动力拿走。……你给他们人权吧。” “中国得明白，站在这块土地上，脚下这块热土就决定了你搬不来现代化。你就得认可‘可持续发展’。”原来“可持续发展”在温先生这里是用来对抗现代化的！（该书146—153页）他肯定歧视农民的发展战略说：“……这些年的增长也表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约束的瓶颈制约。唯一比较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过去靠这个（包括剪刀差）支撑工业积累，现在进一步靠这个支撑出口优势。”（该书28-30页）

   温先生的这些言论是一贯的。而最露骨的表达，则集中、鲜明的出现在同年几个月后的一次讲话中。

   2004年10月13日，这一天的温先生一定处于他有生以来难得的亢奋中，因为他在福建宁德，作了一场注定是他这辈子最精彩最重要的演讲。题目是：《“十六大”以来宏观经济形势》。

   为了突出“三农问题”，以突出三农专家的荣耀，温先生不惜忘记了他自己对20世纪的总结，说：“三农”是“上个世纪没有强调的问题”；也忘记了他1998年拿了三万美元奖金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个意思便是：政府的现行农村政策是最切合现实的。

   针对“居安思危”（或者如我说过的“居危思安”）的杞人忧天，温先生说：“这十年的时间，中国经历的是在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出现的那种方方面面的问题……”——温先生像一个编外宣传部长或者政治辅导员一样！这种套话的意思无非是两个：现实中是有不少问题，但我们增长很快，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说是一种自我辩护（这居然没有妨碍温铁军也跟着批判“GDP主义”——对于官话，温铁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方向、任何话题上都能保持永远正确，多年来，我竟没能发现温铁军让宣传部长们难堪的哪怕一例！）的套话吧，逻辑上也蛮不讲理：既然这些问题是因为增长才必然甚至必须出现的，又凭什么说过去不重视才造成、现在重视了就可解决？岂不是慢增长少问题不增长就没问题了？温先生用假问题掩蔽真问题的本领与他当院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那些油嘴滑舌的政治辅导员，不相上下。

   最近一句马屁拍得最响亮的话便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纪的重大战略转变’的历史阶段。”无论有没有、能不能大转，都没关系，温先生长期来已经能够编成一本大书的马屁话，像到时候有没有全面小康你也没法追究一样，谁还值得去计较温先生呢。

   温先生说：“人们很容易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资本经济’，但从‘资本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却很难从经济的角度推导出‘全面小康’。于是，强调‘全面小康’与强调‘资本经济’就是对立性的。”温先生批评反对宏观调控的人经常说他们“迷惑人们的感觉”，温先生何尝不这样，你这里权力乱捞的假资本—市场经济，劳工工资还不如150年前美国工人的工资高，普通老百姓是缴税大户，可人家既有真利润又有真福利，富人也是缴税大户，贫民窟已经比这里的市民楼（非民工）好多了，怎么可以不分中国外国一概说市场经济、资本经济与谁也还不知底细的“全面小康”对立呢！你这里对立人家那里可不对立。温先生说话就这风格，所以没讲几句又来宣传部长们玩烂了的辩证法： “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并不跟‘市场经济’、‘资本经济’对立。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执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从邓小平、江泽民到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来看是一以贯之的，并不是矛盾的。”他说邓小平设计的“市场经济”“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传统”；江泽民的“资本经济”等等思想“是他十三年执政的思想结晶。”总之，直到现在的“重大战略转变”，都是非常正确的。只是刚说对立又说不对立，让人匪夷所思。

   二，好一个“农民代言人”！

   歌颂孙中山的温先生反对土地所有权改革，反对农民有征地中独立自主的谈判权，因为这样会妨碍经济快速增长（温先生承认中国的快速增长主要得力于两次大的“圈地运动”）。尽管温先生也看到了野蛮征地造成一系列苦难，他也还是铁着心坚持说，就是不能给农民土地私有权，就是要继续剥夺农民的谈判权——除非经过例如温先生指导建立的农会。他动不动就洋洋自得说中国比印度做得好：“为什么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印度的10倍以上？那是因为印度搞基础设施建设太困难。铁路两边全是贫民窟，想将铁路从单轨变成双轨，就得搬迁贫民窟，容易吗？”

   从早先反对“自由化”开始（尽管1980年代的他也曾有过小小的“失足”），到现在的反对经济全球化，温先生强烈反对四个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无论如何，“反对派”算是“全面发展”了。但是，他显然顾忌到专门歪用“四化”的权贵们的不高兴，于是，他就有些腼腆地说：你们的我不反，但最好听我一句。——他出的主意是：采用“并不矛盾的但容易被接受的、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应该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什么意思呢？为了国家强大的工业化，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一定要付出“污染与人权”的代价——但为了国家你还说什么？为了将农民更大量地变成民工的城市化，就得征地——你不想变成非农人口、缩小城乡差别吗？过去的城乡歧视、现在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别你要吗？不要就把地交出来！尽管温先生也批判野蛮拆迁，但他就是不愿意看到农民有谈判权，并解释说那样至少不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你看温先生是多么有机心！落实到利益，他的所谓便于人们接受的“四化”，无法是希望对农民剥夺得“技巧”一点、更有“中国特色”一点。

   这样，温先生自称“实事求是”写的《无地则反，党争则乱》一文，说是要“维持公有制”是假，骨子里维护的只是“集权制”。怕什么呢？温先生既心惊胆颤又幸灾乐祸、洋洋自得、惟恐天下不更乱更黑地说：“尽管城乡差别全世界第一，农民被剥夺的程度并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仍然没有出现农民起义，充其量不过是砸个乡镇政府，掀翻几辆警车，打了几个警察。还没有出现农民武装起义，没出现农民大规模造反。”

   针对同行们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减小成本增加农民收益的设想，温先生说：“永远不要想”“规模效益”！为什么？因为温先生的“四化”都是对“集权需要”而言的，一到农民他就“变脸”说：农民的土地永远不能货币化、资本化，只能让他们老老实实有得种先种着，用承包的办法拖住农民（如果国家不搞工业和城市扩建，农村就让它永远这样下去），别让他们到城里来犯罪、把城里弄得乱七八糟……温先生不顾历史上发生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主要是因为“朝廷权力恶性扩张”，而不是因为“地主获地太多”的事实，同时又简单片面地端出它的“出国考察报告”，拿出一串串“历史的外国的教训”，来吓阻先权利（能给农民私有权的尽量给——并非“土地私有化”而是“充分私地制”）后效率（土地向种田能手、经营能手集中）的改革方案。带着毫无顾忌的“集权霸气”，温先生赤裸裸地说：“这个制度（指农户皆佃户的现行分种制——引者）的收益是社会稳定，制度成本是农业没有效益。因此，三农问题才是重中之重，才必须创造出中国特色的解决方式。”原来如此：不让农户皆主人，并用这个不让来证明农民不富是对的，说到底，温先生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就是千方百计的控制农民，确保“稳定”。这真可以命名为“法家三农”了。温先生竟好意思将秦晖先生的“权利三农”（即三农的根本是农民权利问题）无端（没给出一个具体证据）指为“片面的深刻”，你的全面除了“经常官费调查”、“频频上报领导”，或许自以为是的“对上负责”还有些“全面”，论到古今中外的识见、现实把握的准确和对民众的负责，除了机会主义的小姿态，你温先生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只能实行小农经济加集权政治的模式”，不是你这个欺世盗名的“农民代言人”经常脱口而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