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文集：与经济学教授杨帆对话

今年年初杨帆撰文论证共产党腐败已经捞取了中国人民60万亿财富。1998年，他论证说有30万亿被腐败掉了，我没有看到有谁给予学术的否定。没有人否定不等于就是定论，但总是可以作为一种学术成果看待的。杨帆也多有“怀念毛泽东”的言论。祇要不是功利主义的阴暗政治盘算，而是多少有些思想学术的严肃，可以不认同，但都应当首先给予理解。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思想，例如“实践人本主义”、“异化论”、对“国民经济学”的一些批判、对经济关系的一些政治分析与阶级分析方法、对工人阶级的道义关怀，都是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借鉴的。毛泽东时代的普及义务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尽管用权利教育、宪政财政、福利制度来衡量，有相当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在今天的“胡温让步政策”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但它的某种理想性意向还是有的。我的意思是对今天中国“权痞资本主义”以外的各种“非主流”，都要持相当的谨慎态度，切忌简单化。杨帆们在外商全面“掺入”（不是“进入”）问题上，有些看法也值得重视，因为这些外资实际上是与“权痞资本”勾结起来一起剥削老百姓的。但对其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意图又要保持恰当的警惕。

同样，对一些“秩序主义”的“伪自由、伪宪政主义”论调，也不能因为它讲了“自由”、“私产权”、“宪政”就照单全收。不难预见的是，中国很快就要越来越多地出现权痞集团控制下的“伪自由、伪仁道局面”了——这一点被康晓光讲得最干脆直露。一些把“自由”、“宪政”挂在嘴上的言论领袖，也已经才华横溢地羞羞答答地从较为隐晦的另一面，来配合权痞集团的需要了——这是关于中国伪民间思想言论界的最新秘密！这个秘密已经出现3、5年了！这里祇提一提，有心的读者可以从我的一些对话性文章中看到一些迹象。

在某些问题上我是很看重杨帆先生的研究的，否则我不会在一些文章中引用他的成果。我喜欢直率，杨帆先生少见中式左派的刁钻阴鸷，最近从网上看到他的简历，属于丰富复杂的一类，心想这样的中年学者，若品质端正应当能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一些贡献的。出于这样的私人期冀，我觉得需要就杨帆先生的一些观点，公开作一次对话。为方便简明起见，取摘要对话体。

一，国有股应无偿送给流通股股东？

杨：为了遵守国际惯例而实行股票全流通，结果使股市出现恐慌性下跌，这种结局的后果就是中国股市和证券业进入萧条，从而为外资借加入ＷＴＯ之机大肆廉价收购中国资产提供机会。（杨帆：《国有股应无偿送给流通股股东》；本文杨帆言论均见“杨帆个人主页”）

樊：把股市下跌主要归咎于“为了遵守国际惯例”或者“为了遵守国际惯例而实行股票全流通”，是缺乏说服力的，至少不能说明以前的牛市或熊市，与杨先生以前对“政府股市”的或褒或贬，也直接形成逻辑冲突。国际惯例无疑以欧美为主导，但逻辑上应当是随着越来越像欧美的股市，公司的进退、券商行为应当越来越少混乱，国有股应当根据国民所有的原则加以转型，中小股民的正当利益应当受到特别严格的保护，可是，甚至广大普通股民都知道，中国股市的混乱完全不应当归罪于国际惯例。说“为外资借加入WTO之机大肆廉价收购中国资产提供机会”，警惕外资特别是美资的用心可以理解，但恐怕既将外资想得太坏又将外资想得太简单了。WTO有资产廉价时中国必须接受外资并购的条款吗？即使恶性并购发生，那原因也肯定主要在内鬼身上。

杨：如果要扭转目前股市的颓势，应首先造就牛市气氛，方式之一就是将现有的国有股无偿送给流通股股东，作为对股东高价认购股票的补偿。杨对国有股的出售方式表示质疑，因为这里面存在重复出售，即当初上市融通的资金已计入公司资产。（同上文）

樊：即使我是流通股股东，我也对杨帆的主张有顾虑，因为我的弟兄姐妹大都在农村，他们甚至对中国的股市与美国的好莱坞一样陌生。而杨帆先生至少在《加速改革分配体制》一文中强调过：“必须明确国有资产是由全民等量占有等量收益。”

为弱势群体争利益首先要为农民争，尽管农民不可能像下岗工人那样容易留恋毛泽东时代。否则人们有理由怀疑杨帆过多地考虑了自己作为股民的利益——杨帆先生曾经特意写过一篇《我是小股民，做了３年股票一直亏损！》的短文章，这样杨帆先生就与他一直批评的厉以宁等“主流经济学”托儿们，在为自己私利捣鬼上没有什么差别了。是的，小股民大多数是吃了苦头的，我也同意必须对广大小散户有所补偿的经济学分析，但这与秦辉先生主张的“产权改革必须讲民主”，毕竟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杨帆先生是不是也有些机会主义的毛病呢？看来是有的，因为他以前对中国股市很少批评。在《国有股流通问题仍需解决》一文中他坦承：“笔者一直对我国证券市场持非常积极的看法，因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支持着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这句话如果不是一句官话，不是一句远离中国问题的废话，也断不像着力揭露中国经济、金融危机的“非主流经济学”学者说的话。

在人们没有平等博弈权利的社会，作为学者，可以没有平民立场，但能不能出于能力以外的原因，不注意保持立场的一贯性呢？

坦率说，我虽然对经济学外行，但在一些问题上还是有一定的判断能力的。去年国有股减持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一阵，熟悉我的朋友激将我说：“怎么看不到秦辉出来发言呀？”我的回答是：“减持既然被弄成‘卖’的问题，那现在有了几千种方案，就是如何小民主下去的问题了；如果不是‘卖’，而是‘分’，那才是典型的秦辉问题。如果是分，技术上怎么操作当然也不是秦辉一个人的事情，他没有那么大本事。”当时，我仅仅注意到吴敬琏“先还老职工欠账，再谈如何减持”的主张，可以看作是秦辉思路的一部分，但面对纷纭驳杂的“怎么卖”方案，我知道直到现在专家们也没有梳理清楚。激将我的朋友是主张“发行价减持”的，我说如果能保证全民机会均等，我同意，否则不同意；如果是民主分家，那应当高于发行价，因为它圈了那么多钱了，应当涨一些。我的朋友当然笑话我的乌托邦。是啊，有过多少次这样的争论了！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那时正是有关部门的人员紧找我“谈话”的时候，一次一起便饭时，他们问我对“减持”怎么看，我说，首先要问问国有股是谁的，卖的钱归谁？是全民的！我有些激动，至少流通股股民对“增量”的贡献，不应当都说成是全民的。对今年的叫停，我是赞成的，没有理清楚，怎么能匆忙行事？我写了一篇短文表达了相关的意思。讲理的人往往是慢性子的；人们讲理了，就不存在激进与否的问题了，无论事情是快还是慢，祇要是真正民主自由地来做，都是正常的。一两个、几个人，说打越南就打越南、说打伊拉克就打伊拉克，那是很恐怖的！所以美国人做事往往慢得让一些中国人物好笑。

抄一段秦辉先生的话吧：在私有化一词仍属忌讳的中国，争论者不分左右都在讨论如何卖掉国有产权，却没人说不该卖。其中一些号称左派的经济学家，常把格瓦拉挂在嘴边，然而他们提出的方案却最激进——要求国家“让利”于股民，即不是卖掉、而是白送掉一部分国有股！这个主张在技术上或许可取，但作为“左派”主张却不免有些骇人听闻——如果说“私有化”就是“右”的话。格瓦拉泉下有知，听说他的崇拜者竟然主张把“社会主义国有资产”不是卖给、而是干脆送给私人——反而是“右派”主张考虑“十三亿（作为国有资产理论上主人之全体国民）与六千万（股民）”之别，不赞成把“国民”财产无偿送给“股民”——不知他当作何想？（见《21世纪》第8期秦辉文）

我曾在《初入清园》一文中说到，关于激进，首先要揭露强权非理性、非正义的反人权激进。尽管杨帆先生是“非主流”，也不喜欢谈人权，而祇是大谈特谈主权，我还是要说国有股减持问题涉及到每个中国人的财富权。真正的非主流，当然要多谈人权，否则至少学问上面不容易有贯通的道义，与“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容易搅起来。秦辉先生多次论述到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的相通，很深刻。

二，如此求政府的政令畅通？

杨：全国的财政收入都集中到中央，根据各级政府职能需要由中央统一财政支付。地方政府丧失了独立的财权，中央政府的政令才能畅通无阻，经济要素在地区间的流通才能由价值规律支配。/要素资源配置完全靠市场调节。全国统一工资制度，地区生活费用差别用地区津贴的办法解决。考虑历史因素，将大部分社会保障资金用在北方。逐步缩小南北方“吃财政饭”的人们的收入差异。（杨帆：《加速改革分配体制》）

樊：关于财政权的划分，我既不是集权主义者，也不是无条件的“分权”主义者。我考虑的首先是财政的品质，有没有一个真正确保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机制。至少就高校的工资制度改革而言，我既不赞同目前已经实行的“行政强力推行”的“拉开距离”，也不赞成过去那种“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试图通过剥夺地方的财政权，来求政令的畅通，是低能的，更是反对宪政财政的改革方向的。

我看到例如司法系统的毫无财权可言，就立即发散性联想到财权一统与司法独立、审计独立、环保独立、教育自主、社会保障满足、公共医疗到位的紧张关系，与大国之治必然要求的地方自治，与承认、尊重地区间合理的不平衡等等，是大异其趣甚至背道而驰的。杨帆先生的财政统一论，与毛泽东时代做的差不多，与他上面说的“要素资源配置完全靠市场调节”也有冲突，例如不利于人才配置的市场调节。东部劳工与西部劳工如果工资一样，就不利于西部引资。等等。

当然，财政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至多是第二位的。首要的问题还是财政权的统一宪政规则问题，例如财政权的授予、制约，财政权使用中的民主化监督、法治化审核与稽查，财政预算的严格细致，预算执行的透明、及时有效的纠偏，年度执行的质询，等等，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正像电信拆分一样，旧的利益关系格局并没有改变，集权也好分权也罢，都是意义不大的。实际上按照现行财政运作机制看，集权化财政祇不过增大了地方伸手的成本和中央机构权力寻租的空间而已；而分权化财政祇不过反过来增大了中央向地方伸手要钱的成本而已，最大的坏处很可能是为各地的政绩工程甚至例如枣庄的广场工程、亳州的阅兵式等等提供了更坚实的财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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