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东海草堂开讲：跑官原有道，出仕岂为私

不论以现代西方还是传统儒家的政治标准衡量之，中共都是反人道、反文明、反道德的反动组织，类似于黑道或邪教，组织严密，等级森严，黑幕重重，耀武扬威，歪理邪说，精神控制。各级官员尽管享有巨大的世俗特权，但精神上必须为奴为婢卖身投靠，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在思想上必须保持一致。他们拥有对民众剥削压迫、对社会予取予求、对下级作威作福的自由，却没有思想、言论、信仰的自由，没有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衣冠人模，灵魂狗样。

如果问他们为什么求官当官？公开的答案一定冠冕堂皇，私下的理由定然千奇百怪。但真正的动机，一言以蔽之：荣华富贵、私欲享受而已。这是他们付出巨大的心灵代价的回报。酒可以白喝，钱可以白贪，民可以白欺，狗岂能白做？

如果这些中共官员们知道孔孟们是怎样出仕、为何求官的，知道原儒们的出处去留是何等的尊贵，如果他们有还有一点羞耻之心，只怕羞也羞死！让我们回到千年之前，去看看孔孟是怎样出仕、为何求官的，领略一下原儒的风范神采吧。

二

孔子一生为了推销仁政王道的理想，栖栖皇皇四处奔波，不仅被当时人嘲为“累累若丧家之犬”，而且被今人描成“千古跑官第一人”，说他为了跑官苦心孤诣全力以赴拼上老命，说他假公济私追名逐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他颠沛流离四处碰壁求官不得抑郁而死等等。

殊不知孔子弟子众多声势浩大，在他那时代影响广泛威望崇高，周游列国，颇受各国诸候敬重。其后的亚圣孟子也一样。只是由于各诸候国竞争激烈，争觅见效迅速的强国方略，仁义之道虽然补国益民，属于慢性药方，不切合那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孔孟倘能象苏秦张仪那样，对儒家仁义道德基本原则加以变通（当然，那也就不成其为儒家了），以迎合诸候王们的需要，求一个官位，何难之有；求一己富贵，易如拾芥。

例如，阳货以季氏家臣把持鲁国朝政，想请孔子为助手，孔子不肯合作，权变以敷衍之。孔子弟子闵子骞也一样，季氏派人请他任费邑宰官，他坚决不肯助纣为虐。

例如，在卫国，卫灵公给予孔子在鲁国大司寇的同等俸禄，却不用孔子之言，孔子在卫国待了几个月之后即离去；后来孔子第二次来到卫国，卫国太子蒯瞶欲杀卫灵公的宠妾南子，失败流亡晋国，卫灵公想出兵，问阵于孔子。孔子反对不义之战，不愿与其谈论军事，推托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再次离开了卫国。

例如，齐景公想任用孔子，与众臣讨论怎样对待孔子时说：“像鲁君待季氏那样重用，我办不到。我打算用相当于鲁君对季氏、孟氏之间的待遇来对待他。”不久又说：“我老了，恐怕不能用他的治国之道了。” 因见齐景公欠缺诚意，孔子离开齐国。

例如，孔子年五十六，在鲁国摄行相事，与闻国政。齐国送给鲁国歌姬舞女，季桓子接受了，一连三天不问政事。因为在上者所为淫佚“失礼”，孔子离职而去。

从上述事例可见，孔子确实求官若渴，渴望为人所用，却是把权位当作行道济世、“兼善天下”之具的。虽然在某些小节上偶有屈就和让步，辞官、为官方法也比较灵活，如孟子所说“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但他进退去留皆循道而行，绝不为权力或财富而违背原则。

孟子总结孔子出仕之由有三：“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 “可行见之仕”是见其道之可行而仕；“际可之仕”，因受到君主的礼遇而仕；“公养之仕”，因君主诚意养贤而仕。但仅仅养贤和礼遇，孔子并不满足，在卫灵公、卫孝公时，虽暂受养，旋即辞行。

孔子认为，他和弟子颜渊对于名利权位的态度一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里的用，是指用其言、用其道，而不仅用其人而已。如果君主不仁不义，谏之不听，或仅仅用其人，赏其官帽享以富贵，孔子一般是不甘屈就的。

孔子说过“君命召，不俟驾而行”，是指有官职在身的时候，君主有召即行。这是“以道事君”，忠于职守；他又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吾岂匏瓜哉？焉能系而不食？”这是形容等待行道机会的迫切，如有机会，不能轻易错过。《孟子》引《传》之言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这是因为行道必须出仕，“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权位相当于农夫的工具。出仕必须得到君主赏识，士如失位，道不能行，故皇皇如也。很多人以此这些话嘲笑孔子奴性十足和待价而沽，实属无知。

三

在各国君主面前，孟子比孔子更加骄傲。他游历齐国时，齐宣王想以稷下之礼（介于师与臣之间）待孟子，孟子不受。孟子认为“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岂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意思是说，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我怎么敢和君主交朋友呢？论德行，那么你是服事我的，怎么可以和我交朋友呢？”齐宣王只好以客卿待之。

孟子因齐宣王不能用其治国之术，离开齐国。宣王挽留孟子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不干！《公孙丑下》有个“不召之臣”的故事：

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了个使者来到孟子处，把辞齐王得了不可受风的寒疾，想召孟子往见。孟子见齐王并无诚意，也托辞有病不能成行。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去吊丧。齐王打发人来问候孟子的病，并且带来了医生。孟子硬是不见，避至景丑氏家里去住宿。于是孟景围绕着君臣关系展开了一场争论。

景丑说：“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子之间以慈恩为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我只看见齐王尊敬您，却没看见您尊敬齐王。” 孟子说：“在齐国人中，没有一个与齐王谈论仁义的。难道是他们觉得仁义不好吗？不是。他们心里想的是：这样的王哪里配谈论仁义呢，这才是他们对齐王最大的不恭敬。至于我，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拿来向齐王陈述。所以齐国人没有谁比我对齐王更恭敬了。”

景丑说：“礼经上说过，君王召唤，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可您呢，本来就准备朝见齐王，听到齐王的召见反而不去了，于礼不合吧。” 孟子说：“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无人能及。但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有什么不如他的呢？’曾子说这些话难道没有道理吗？天下有三样最尊贵的东西：一是爵位，一是年龄，一是德行。朝廷上最尊贵的是爵位；乡里最尊贵的是年龄；至于辅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贵的是德行。君王怎么能够凭爵位就来怠慢有龄有德者呢？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不召之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出谋划策，就亲自去拜访他们。这叫尊重德行喜爱仁道，不这样，就不能够大有为。

因此，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伊尹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桓公对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学习，然后以他为臣，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各国的土地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间谁也不能高出一筹，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君王们只喜欢用听话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教导他们的人为臣。管仲尚且不可召，更何况连管仲都不放在眼里的人呢？”

这个故事典型地体现了孟子强烈的尊严感。公孙衍、张仪二人乃战国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大人物”。孟子却不屑一顾，认为此二人没有仁义没有原则，无非擅长摇唇鼓舌、曲意巴结、溜须奉承等“妾妇之道”而已。弟子陈代劝孟子“枉尺而直寻”，以屈求伸，如苏秦、张仪等纵横家那样，以妾妇之道博得诸侯们的好感，再慢慢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孟子坚决不同意。他谴责那些不由其道，不择手段去争取做官的人，强调君子在立身出处上不能苟且诡随，不能投机取巧机会主义。

四

云不成霖休出岭，道难行世莫为官。孔孟为了施行仁政、追求王道而跑官，故行藏出处以道之能行与否为标准。这样的高境界，别说中共文坛官场绝对无迹可寻，便是在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士子和官僚中亦不多见。

我开头说，中共官员们如果领略了原儒的尊贵，只怕羞也羞死，其实是抬举他们了。他们为了跑官当官，舔痈舐痔，何所不为，鸡鸣犬吠，狗彘不如。要在狗身上寻找人的羞耻感，岂非比大海捞针还难---他们的心海里根本没有针！

2006-6-26东海一枭

注：本文孔孟之言论及事迹，皆引自或译自《论语》、《孟子》。

原载《议报》第257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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