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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德的“矛头” 儒家道德的“矛头”
----萧斋读经札记
儒家重道崇德，被反儒派斥为“道德杀人”。这话并非毫无道理，如果权力缺乏有效制约，道德也会变成泛道德、反道德，任何学说都会受到统治者的歪曲利用，成为压迫剥削的工具，古今中外皆不例外。被许多自由知识分子捧上天去的基督教，在历史上不也曾惨遭利用而造恶无数吗？庄子早有先见之明，他在《肤箧》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仁义而矫之，则并仁义而窃之！诸候之门仁义存焉。
然而，不能因为被窃取利用过，就把统治者的罪恶全都算到儒家和道德头上。历史事实证明，儒学对于统治者的德行也有一定的正面引导作用。儒学就象古代王朝的宪法，乃君主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纵然都被当作欺民整人、欺世窃国的工具，比起赤裸裸地讲权术势和阶级斗争的法家学说与马列主义来，儒学讲仁政王道，讲为政以德，讲以道制势，“杀”起人来，毕竟要“温柔敦厚”、“温情脉脉”一些。历史上凡儒化的王朝，政治相对清明，国民安居乐业；凡是反孔反儒或对儒家明崇暗黜的时代，都是“天下无道”、民不聊生的时代。
有学者认为，历史上反孔或淡化孔子的王朝或时代有五：一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采用法家思想治天下，迅速败亡；二是明朝中后期，统治集团借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出现专制强化、政治腐败、特务横行、争权夺利等弊端，在农民战争打击之下走向崩溃；三是清朝统治者，表面上接受儒家文化，却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驱迫知识分子淡化儒家义理，转向训诂与考据，儒教的内在精神逐步丧失了，结果是将中华民族引向分裂、内战的苦难深渊。还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都极端反孔批儒，结果都制造了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按儒家的本意，道德，尤其是较高“级别”的道德，首先是指向统治者、要求统治者先达标的。如果说是“工具”，道德首先应是驯化、制约特权的“工具”。《论语》中针对统治者的道德规范最为丰富。例如：
有人问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表达了君王的道德是为政之本的观点；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强调为政者只有严于律己，勤于正己，才具备治国的条件，才能肩负国家历史之重任；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要求统治者在德行方面以身作则，勤政劳苦，并且永不懈怠；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的“之”指的是治民之道。靠智慧得知，靠仁德保持，然后用发自内心的庄敬的态度去临民、按照礼（文物典章制度也）的要求有法度、有规矩地去治理国家（不然就是非礼）…，统治者可不好当哟。
还有：“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 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等等大量孔子教导，“矛头”所指，皆统治者。
不仅孔孟企图以仁义道德驯化君主，董仲舒人格神的“天”、宋明理学的“天理”“良知”，都体现了大儒们制约君权、矫正时弊的不懈努力。朱熹认为“天下事有大根本, 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天下之事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 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 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朱熹希望“正君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希望用“天理”来制约君主和朝廷百官巨大的特权，“杀”一“杀”他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威风。
在现代民主制度诞生之前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仁政德治不仅有利于民，从长远而言，也符合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政权的长治久安。可惜，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作有效保障，加上特权阶级的贪婪和短视，儒家道德在历代王朝统治阶层不可能得到普遍落实，其矛头反而被乾坤大挪移地大量拨转到民众身上。历史局限所致，非儒家之罪也。
2006-6-24东海一枭
首发2006、6.25《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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