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弘扬大同之道，借镜小康之学

儒典《礼运》对小康和大同分别作了描绘。大同社会的景象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根据这段描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具有如下内容和特点：权力公有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各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等。

熊十力认为，小康礼教是孔子早期思想，大同之学是孔子晚期成熟思想。他说：“上考孔子之学,其大变,盖有早晚二期.而六经作於晚年,是其定论.早年思想,脩明圣王遗教,而光大之,所谓小康礼教是也.晚年思想,则自五十岁,读伏羲氏之易,神解焕发.其思想界,起根本变化.於是作周易,春秋二经,立内圣外王之弘规”（熊十力《原儒》）。孔子去世后，孔子三千弟子从不同方面去宣说儒学,有人大取而小舍,有人大舍而小取。大取而小舍者,承续孔子的大道之学；大舍而小取者，继承了孔子的小康礼教、古帝王遗说。孔门弟子三千，除子游传礼运、子夏传春秋外，其余均属小康之学。

这个分析自有其理，也能成立。但熊氏认为“孔子六经，无有一经不遭改窜。改窜之祸，非独不始于汉初，亦不始于吕秦之世、盖始于六国之儒。”殊为武断；他认为孔子创制“以天下为公”的“大道之学”以后，就完全彻底地自我否定了“专主于古帝王之礼教”的“小康之学”，严戒门下弟子与后学学习，更属武断。“小康之学”维护君统则固然，斥为谬说则非也。

小康之教与大同之道，并非分处两极相互冲突的两种思想形态，而是因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之不同而各有所适，各有所宜。在春秋战国时代要求“革命而祈进太平盛治”、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完全不具备现实可能性，纯属一种政治浪漫主义或曰乌托邦主义，衡以孔子早日晚年思想脉络，绝不如此幼稚也。我说过，孔子在政治上理想与实践并重，既现实主义又理想主义，两者圆融统一。孔子很重视权道，儒家经典中有不少维护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的言论，从历史的高度看，属于因时制宜当机说法，可以视之为原儒政治现实主义和历史权道思想的一种体现。

如果尊重历史，就得承认儒家在历史上为君主专制服务并将之导向开明专制，乃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历史选择。小康倡君主开明专制。小康社会，有尊卑等级之别，但制度设置相对合理，上下和睦，君主仁民爱物，君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百姓安分守己，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在现代民主制度出现之前的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开明专制作为一种“善的等级制”，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无论对民众还是民族，都是最佳制度选择（枭文《高扬儒家理想主义旗帜！---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一》）。

民主潮流，汹涌全球，而我们“史历三千人十亿，可怜天下尚为私”，念之痛心。原儒大同之道，“以天下为公，立开物成务之本；以天下一家，谋人类生活之安”（熊十力《乾坤衍》），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一脉暗通，古今辉映，现在继而承之弘而扬之，正逢其时；但是，把孟子、荀况之学说，把“父慈子孝、光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之类传统伦理，统统归入“小康之教”，把“小康之教”统统视为反孔子、反儒家、反文明、反自由的糟泊，未免“激进”得过了火，“理想”得过了头。

老枭以为，既使以现代眼光观察，“小康之教”也非一无是处，不妨继承和改造之，使之焕发新的风采永恒的魅力，与“大同之道”一起成为中华文化大家族的一员。例如，“父慈子孝、光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之类传统伦理道德模式，尽管受到别有用心的扭曲，产生了许多负面作用，但其中一些道德原素富有永恒的魅力，一些内容值得加以继承、借鉴和改造。孙中山就主张对旧道德赋予新的内涵，作出新的阐释，曾沿用儒家道德范畴，提出了新式的忠孝仁爱信义与智仁勇“三达德，至今仍极富现实意义。

2006-6-11东海一枭

首发2006、6.13《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