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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晓波（旧文三篇）
关于刘晓波（旧文三篇）
续破戒草之四十七：
刘晓波精神
上网日久，阅人渐多，深感网络藏龙卧虎、英才倍出。大半辈子以来，也翻过不少官方报刊杂志，多为垃圾，见过一些名家大师，不是奴才即蠢才，很少有值得认真对待的。而不到一年，凭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就已发现网上文章、政论高手达数十人之多，值得我每文必读的也有数人。刘晓波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唯先生只能发文于受到屏蔽的海外网站，拜读不便，是为大憾。
先生文章，理智、冷静、优美、深刻，与我的张扬恣肆、狂狷尖刻、嘻皮笑脸、指桑骂槐的风格截然不同。见事畅达，说理透彻，但极少涉及生活、经历、事迹、性情、爱好等个人方面的问题，不象我，三句话不到，便老枭如何如何，急着把自己隆重抬将出来，因此，虽对他的思想观点颇为了解，对他本人仅略有所知。只知他乃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八十年代末，对当时大陆知识界及人文思潮持全面批判态度，被视为“反叛青年”。是学潮的黑手，屡次被关，至今仍受监控。
日前逛旧书摊，见到一本由中青社于89、9出版的《刘晓波其人其事》的小册子，立即捧回翻读。该册子收集了89之后发表于各媒体对他的“揭露”、“批判”文字，还摘编了他的“反动”言论，目的是当作“毒草”“奇文”“反面教材”，以便读者连根拔除、化为肥料。
该书极力丑化、漫骂先生，极尽断章取之、强辞夺理、无中生有、颠倒是非、似是而非、诬蔑罗织之能事，试图将先生妆扮成一个心理猥琐、思想阴暗、殃民叛国的“疯子”、“狂人”、“野心家”、“卖国贼”、“学运黑手”、“反动文人”，谁知其中泄露的部分事实，却让人领略了一个忧民爱国、远见卓识的大学者和当仁不让、为义敢死的大丈夫的风采！
看一个人，离不开听其言观其行。且粗略观看一下先生在学运前与学运中的言论和行为吧。
他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
他提出四个“代替”：“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治、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说，“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政政体的先天性产生着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变成昏君、贪官，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无法在民主政制中为所欲为，而没有制度的保障，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
他指出：“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应当提出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口号，给知识分子更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可以加速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
他在《改革建言》中说：“要修改宪法，四项基本原则不应强加于所有公民、故应从宪法中取消，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由先生与候德健等人共同起草的《六二绝食宣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斗争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
不用再抄录了。先生的种种言论，堪称利民利国的金玉良言，反对专制的投枪匕首，至今重温，依然凛凛有生气、掷地有金声！
先生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对我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污蔑”，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攻击”，对传统的否认，对中国文学的批判对教育制度、中国人格的反思，对民主主义的“美化”，对个人主义的“鼓吹”，等等等等，在在闪烁着真知灼见，无不饱含着对民主自由的衷心向往、对人民、对祖国的大爱深情，令人读来振聋发聩、感发奋起！而批判、反驳他的那些垃圾文字，充斥着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充满了反人道反民主反社会的暴虐邪恶之气，往往文不对题，胡搅蛮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但无知无力，而且无赖无耻。
先生最为人垢病的是他对香港《解放月报》记者讲的一段话：“香港一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多不够，我还有怀疑”。老枭曾在《矮人堆里拔将军-----声援刘晓波》中对此颇有微辞：“我对刘晓波的见识并不怎样佩服，对他的一些观点也不完全认同。如他对传统文化不分精粗的一概鄙弃，无条件的亲美崇洋，殖民中国三百年的主张，等等，都不免浅陋”。
我赞同先生的意见：全面、彻底地放弃“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慰式的斗争哲学，全面、彻底地向西方畅开大门，学习其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更学习其政治。但对于“殖民三百年”的主张，却无法接受，尽管先生是在特定语境下说这句话的，是出于对中国缺乏根本改造的“土壤”的悲观；尽管我也知道，自古以来，最瞧不起中国人最不把人民当人看的，最残酷无情地压迫、剥削、掠夺、凌辱、镇压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特权分子。
毕竟台湾民主实践的成功，已证伪了中国“土壤”不适合民主成长的“定理”。毕竟，只要气候适宜，我相信中国人自己有能力有条件实行民主。
至于书中屡屡提及先生“我最佩服希特勒”之言，因不了解是在什么情况下说此话，又佩服希特勒什么，估存此疑，盼先生有以教我。
先生观点与我大同小异，小异处，属枭眼里的白壁微暇，丝毫不影响先生品格之“大”、思想之深，不影响我对“傻博士”的敬佩。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剑及履及，身体力行，通过他的行动，为“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学运开始後，先生提前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回到北京，奔走在天安门广场上，作演讲、发宣言、搞捐款，全身心投入民主运动之中。首都戒严12天之后，广场上学生日渐减少，6月2日，先生发起上演了4人绝食48-72小时的壮剧。
“ 六四”之后，被关押21个月，剥夺著作权。1995年5月，因组织纪念“六四”六周年的请愿活动，再次被拘禁。1996年10月，他舆王希哲联合发表《致国共两党的双十宣言》,被判“劳动教养”三年。至今共三次被捕，三次坐牢。但先生“死不改悔”，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冒险大写“反动文章”。正如先生接受香港《解放月报》记者采访时讲的：“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既使摆在我面前的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我不喜欢叔本华而喜欢尼采，原因便在于此”。
在《矮人堆里拔将军-----声援刘晓波》中，我曾向先生致敬：我佩服敬重的是他的胆魄和精神。他首次出狱之后，不听亲友和有关部门的劝告，拒绝出国，冒着再次被捕的危险留下来，留在这片血泪浸润的热土上，读书、思考、呼吁，感受变革的热潮、时代的风云。中国最缺的，不就是这种敢于执己见吐真言、敢于对强权和恐怖说不的勇士吗？这样的人，才不愧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勇士、志士，不愧为“中国的脊梁”！在知识人士纷纷投靠强权的时候他傲然独立，在学生领袖们纷纷逃亡的时候他坦然独留，在一些民运分子只顾争权夺利只顾发家致富的时候他初衷不改，这种刘晓波精神，很了不起啊。
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先生堪称单身鏖战的武人、失败的英雄，老枭天生怪牌气，偏要来作一回吊客，来吊一吊先生这个“叛徒”，再为被强权劫持的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大哭三声！
几千年来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是阳萎的，却总有那么一小撮“傻子”、“疯子”，持正不阿，见义勇为，为了人类进步的事业，为了社会的自由、人民的幸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与腐败分子、腐败集团、黑恶势力斗，与反动政治、专制制度斗，为此不惜牲牺一已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家庭的幸福，乃至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愧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当代壮士、义士、先行者、民族英雄，他们才真正代表着人类的良知、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希望！刘晓波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分子。
在道德崩溃、信仰缺失的当今中国，刘晓波们以铁肩担道义，肩着黑暗的闸门，将当代知识分子整体水平低下的人格、将中华民族急遽下坠的道德水准，奋勇抬升，那怕是那么一点点！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专制威权的衰败，共产党的“与时俱进”，都有刘晓波们的一份功劳。
刘晓波精神万岁、万万岁！
此文系http://www.chinaeweekly.com首发
东海一枭2002、10、30
枭鸣天下之二十一：
再谈刘晓波精神
拙文《刘晓波精神》首发《议报》、转贴奸坛之后，引发了颇为热烈的评议和争论，用随便的话说，“老萧发起评论人物，一发不可收，可以说是祸起萧墙”。随便、易明与天一黑等几位大虾还就此引申出“高贵精神”之问题，重拳出击，斗了个不亦乐乎。
精神的高贵源于心灵的富贵、思想的高尚、品格的高洁、人性的尊严。在谎言滚滚、官腔滔滔的社会坚守不说谎的底线并努力发出真实的声音者是高贵的，在官本位社会坚持民间立场、在甚嚣尘上的主旋律中坚持知识分子立场者是高贵的，在假恶丑肆虐的环境致力于弘扬真善美的人是高贵的，在贫寒屈辱中不食嗟来之食的人、在海市蜃楼的幻境里正视现实的人、在污浊横流、特权横行的环境里见义勇为、持正不阿的人，都是高贵的。
高贵者，不随俗、不媚世、不攀附权贵、不同流合污、不向恶势力妥协。高贵的表现方式非常丰富多彩。出污泥而又染、濯清漪而不妖，这是莲花的高贵，“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赖是生来瘦硬，浑不怕，角吹彻”，这是梅花的高贵；不食嗟来之食，这是古代饥民的高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屈原的高贵；“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诗仙李白的高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诗圣杜甫的高贵；不屑为五斗米折腰，是陶渊明的高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林则徐的高贵；“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龚自珍的高贵；“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这是谭嗣同的高贵；“五十之年，唯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是王国维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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