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王伦批不得？---忍不住再说几句

   对余王拒郭事件已连发三文，本来不想再说，还曾在《自由中国》劝网友们：余王此事确做得不地道，但批也批得够了，适可而止吧。然而借一句文革常用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批判的矛头居然指向老枭，什么“诛心”啦、“忌妒”啦、“窝里斗”啦、“翻脸不认人”啦，不一而足。一些好友也提醒我小心“蛮打一气”、“被人利用”云云。

   这次对余王的批评，不排除个别人别有用心无限上纲，但多数文章是就事论事、入情入理的。有人“逻辑”地推断白宫邀请的本来就是基督教代表，以此为余王辨护。其实，无论郭飞雄未能见布什是否余王阻挠所致，都不影响余王行径的狭隘卑下。

   道不同可以不相与谋，可以“文攻笔斗”，但不可以用“实际行动”给对方使绊子、扎刀子！这样做，纵然是“革命需要”，也不可以，何况于民主事业有百弊而无一利！这类下作行为，别说出之于民主志士，那怕用江湖黑道的标准衡量，也是太小气、不义气、为人所不耻的！

   又何况，余王与郭之间，尽管有民主的策略、途径、方式乃至信仰与理念的不同，但追求民主宪政、反对共产专制的目标是一致的。“道”小异而“大同”，完全可以异存求同。平时论战当然不妨析异辨微针锋相对，并肩行动中岂能互相拆台你死我活？

   曾转帖黄河入海网友《王伦－－妒贤嫉能的代名词》一文。闲话网友跟帖曰“宋江很狡猾，私德上没有什么好称道的。表面上做到仁尽义致，实际上对一切洞如观火。宋江身上突出表现了中国人又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虚伪性。” 确实，宋江有些虚伪狡猾，但宋江对晁盖的排挤相当“温柔敦厚”，不论做梁山二哥还是后来做大哥，对晁盖，对众兄弟，都做得相当不坏，至少能“表面上做到仁至义尽”，不象王伦和余王，那有一丝一毫仁义味道？根本连表面功夫都欠奉！

   说到忌妒，与其将此二字加在老枭及批评余王者身上，不如加诸余王头上多少还沾点边。我认为，这两个字，是最不应该出现在民运队伍之中和民主人士身上的。民主事业是公益事业，离不开广大同道的各种形式的奉献和牺牲。在奋斗和奉献的过程中，某些人如有一定的名誉之类收获，理所当然（其实皆一时微名薄利而已）。某些人运气好，实不足而名有余，也是正常。谁成功了，大伙都沾光。在某种意义上说，大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呀。

   在老枭字典里可以找到痴呆、清狂、高傲、迂腐，就是找不到忌妒二字。对于民主同道，不论何人成名成功，我都乐观其成，并希望多多的人“咸与民主”，成大名立大业建大功。获悉余王李三人受邀与布什会谈，我是很为他们个人更为“民运”高兴的。开始见他们受到“围剿攻击”，我还特翻出以前写给王李的诗联旧作重发，以表敬意贺意，以示声援鼓励。后来读了郭飞雄的公开信，了解有关内幕之后，我才忍不住化玉帛为干戈了。

   好在旁观者未必皆“浊”。“你在余杰他们见总统之前，赋诗为他们送行（应是“接风”），殷切情意都在其中。由此可见，你对他们所获得的特殊荣幸毫无妒意。在他们闹出丑陋的拒绝郭飞雄事件之后，你慨然撰文，为被排斥的郭飞雄说话，不惜得罪那些自以为是的基督徒，一片正气可嘉。”民运前辈茉莉的奖誉，我拜领了。

   民运不是梁山，不需要火并王伦。我相信，大多数人与我一样，批评余王，不是为了搞臭个人（自已不臭，谁也搞不臭。有了龌龊，遮掩为下，速洗为上），而是为了打倒他们身上的王伦作风和小圈子意识，达到“治病救人”----诊治余王之病、警示后来之人的目的。余王毕竟年轻，相信他们会慢慢成熟为一个“大人”，相信他们有朝一日能为此真诚地道歉和忏悔！“过而改之”，儒家所崇；忏悔文化，基教所倡。将这一文化于生活中践履之，善莫大焉。

   另外，在“拒郭事件”中，海外各大中文媒体的集体表现颇为耐人寻味。尽管受害深重，我们的一些民运前辈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王伦作风和小圈子意识对民主事业的巨大危害性。看来，对于小圈子里人各种错误、卑劣、“不宽容”的行径，对于搞小动作、闹不愉快、破坏同道之间的团结的人，是乡愿式“护短”无原则宽容，还是开展严肃批评、吸收深刻教训？对于某些民运大佬们，这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呀。

   2006-5-2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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