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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君主专制一辩
为君主专制一辩
一
人们常将专制极权两个词放在一起，以抨击君主政治，不知君主政治是专制而非极权，只有政教合一、高度专制的党主政治，才配称极权主义。历代王朝固然专制，但君主权力并非今人所想象的那样毫无拘束，其政治和社会也不象今人所想象的那样黑暗无边！
古代多数王朝崇奉儒学，政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道统的制约。这种专制往往颇为开明。儒家强调仁政、礼制和德治，要求臣要有臣的样子，君也要有君的样子。孔子的"君君臣臣"之说，是将君臣关系视为一种对待的关系。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中说："友，君臣之道也。"君不以友道待臣，臣就可以不臣。 儒家对君王的高标准严要求，从对"君"、"王"的释义可窥一斑。《周书·谥法》云"从之成群曰君"，《韩诗外传》卷五云"君者，何也？曰：群也"，《白虎通·号》亦云"君之为言群也"，《春秋繁露》"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书经》首章就要求君主"效法天地之道"，只有达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才符合"君君"的要求。儒家尊君，但孔子、孟子、荀子等原儒又都具有君臣对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的准民主意识。
尽管儒学不断受到君权的扭曲，道统不断受到政统的压抑，尽管原始民主思想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未能转化落实为民主制度，而且有"与时俱退"的趋向----随着专制的加强而渐渐淡化，但毕竟对历代君主政治保有一定的影响力，公共舆论、民间社会以及儒士群体对君王有着相当程度的制衡作用。同时，本于儒家仁义原则制订的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作为一种善的等级制，在维护君权的同时对君权也不无制约。
凡对中国历史了解比较深入的学者，都会对君主政治保持一定的好感和尊重。南怀谨认为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钱穆在谈到汉朝官制时说："人民任官，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清朝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三百几十年来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 钱穆又说："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钱穆还说："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流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钱穆之言，对古代社会有所美化，不过他的"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的论断，建立于史实之上，我完全赞成。至于君主专制的说法并无不妥。儒学为意识形态的君主政体，称为开明专制最适当的。
二
科技不断发展，历史滚滚向前，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政治未必与时俱进，而且常有一种"负发展"趋势，社会自由度不是递增而是递减。相比汉唐及两宋政治的开明，明清两代专制的程度高得多了，清比明又是高上加高。但就是清朝的君权，与中共领导人的特权相比，亦颇有不及。下面两个小故事，可见一斑。
其一：骆养性字泰如，京师人，崇祯朝为大金吾。熊鱼山、姜如农二公，俱以直言得罪，下锦衣狱。一日，漏下二鼓，一小中官持怀宗御笔至云：谕骆某，即取熊、姜二犯绝命缴。骆附奏缴旨，略云：言官果有罪，当明正典刑，与天下共弃之。今昏夜以片纸付臣，杀二谏官，臣不敢奉诏。奏上，帝怒为之霁，二公皆得不死。
这个故事见于清代文学家王士禛的一部杂俎类笔记《池北偶谈》。故事里的怀宗就是后来吊死在煤山的崇祯。他写了封亲笔信给大金吾（首都卫戍司令），要求连夜杀掉两个监察御史（纪检委或监察局副部级干部）。大金吾拒绝执行，上奏章说：言官如有罪，应该公布罪状，以法惩处。现在您半夜里给我写条子，要我杀人，我是不敢执行的。
其二：近世倡革命者,恒借君主专制一言为口实,其实诬也.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亟请于孝钦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 "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是用人之权,君主不能专也.文宗北狩,行在提款过多,宝鋆坚不奉诏.穆宗大婚,内务府告匮,假之部库,部臣力争,谓府,部界限甚清,不可牵混从事.孝钦初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入谏,几罢者数矣.李鸿章等虽善迎合,不能不籍海军报效之名,掩饰国人耳目.是用财之权,君主亦不能专也.同,光以后政衰时犹如此,承平可知矣。
这个故事见于清光绪年间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的胡思敬的《国闻备乘》，这部书是他在京都十年的从政生涯的现场目击现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个名为《君主专制之诬》的故事虽未达到为君主专制辨诬的目的，却也说明，用人之权和用财之权,君主都不能专断，都要按规章制度办事。慈禧光绪，已是满清晚期政衰积弊之时，尚且这样，可知兴旺承平之时，君主多么"不自由"。
从两个小故事可以窥见，纵然至尊皇帝的最高指示，倘不经过一定的行政程序，也是不能随便"贯彻"的。类似事例，史籍中俯拾皆是。这比中共的批示治国、文件治国、通知治国、递条子打招呼治国甚至黑社会治国，不是严肃得多么？
所以，我在《中共死亡通知书！》中指出：受中共教科书、电影电视及各种恶意宣传的误导，人们往往以为近代、古代社会和有关国家的政权多么黑暗，殊不知比起中共来，历代王朝更仁慈，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更宽厚，法西斯更高贵，前苏联更干净！
三
古代王朝的宽宏能容，亦为中共所不及。例如叫得天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不过是举贤良方正，俊茂异材，"置《五经》博士"，不以"百家"作为统治思想而已，并非象焚书坑儒那样对"百家"赶尽杀绝，更不象中共"消灭百家，独尊马列"那样极端！汉武帝 "罢黜百家"行动"温柔"，黄老及兵、刑、农、医、阴阳等其他学说的研究仍然是合法的。此后历代王朝大多在政治上尊儒，但对各种学说信仰宗教甚为"纵容"。
这里略谈一下佛教在中国发展概况。公历纪元前后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一直得到比较自由的传播。汉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南北朝除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外，大都崇信、扶植佛教。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唐朝帝王尊崇道教，但对佛教也任凭其蓬勃发展，韩愈辟佛，还遭到流放。
宋朝对佛教大多采取保护政策。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明朝出现过袾宏、真可、德清、智旭等四大高僧，信徒遍朝野；清朝崇奉藏传佛教，但不限制汉地佛教。康熙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返京。雍正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
总体而言，历代王朝都对佛教都以扶植为主，认为三教各有妙用。宋孝宗说过，"佛修心、道养身、儒治世"。宋朝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许多皇帝自己在佛学方面造诣精深。
历史上，南北朝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唐朝武宗时，虽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行动都相当"温柔"，对佛儒道教、对传统文化的罢黜摧残，中共才最为严酷，是真正空前的！
四
我在《君主的宽容》一文中曾指出，不少古代君主的肚量，比起当代党主就要大不少。汉文帝时曾下诏废除诽谤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了，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汉书．文帝纪》）。小民们可以攻击皇帝而不受惩罚。
又如，汉光武帝攻下邯郸，搜得部下私通敌方的大量信件，多是诽谤之言，他下令全部焚毁，事见《后汉书》："四月，进围邯郸，连战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相诽谤声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倒子自安"
宋朝各代皇帝对文人的优待和宽容，更是一以贯之，不但空前，而且绝后。据说宋大祖有遗训：子孙不得杀一士。明朝徐树丕《识小录》中，就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仁宗时，有士子献诗于蜀帅，谓烧绝栈道，可霸一方。蜀帅械其人并将上之。仁宗曰：此不过寒士急于得官，故为此言耳。命授以司户参军。策动谋反，在封建时代，乃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也是要重判不饶的。仁宗不但不究，反封之以官，这种度量，确是冠绝千古。
秦始皇以来，制造文字狱成了历代帝王钳制舆论、镇压异议、维护专制统治的拿手好戏，到了清朝，更是盛况空前，登峰造极。今人窥探清代士人的遭遇，无不以为他们时刻生活在随时都会掉脑袋的腥风血雨之中。其实，清代士人的社会地位相当优越。获得汉族士人的支持，乃清朝统治得以巩固和持久的重要原因。同时，在不自由的夹缝里，文人的言论仍然有相当的自由度。
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清朝持不合作主义，反君权，反专制，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他们在讲学和著述中大肆发表反动言论、宣传反动思想，居然平安无事，黄的弟子和儿子还入了顺治初年开办的明史馆，成了翰林院纂修官。最严重的处罚，也就是其著作到乾隆朝被列为禁书而已。启蒙思潮的影响遍及整个人文领域，贯穿清朝始终。
专家学者批判封建专制"吃人"的性质，每爱举金圣叹为例。其实思想的"狂悖"和叛逆并没影响金圣叹的生活更没让他掉脑袋，尽管他对传统观念大加鞭挞、大放厥辞，"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被时人目为背叛圣教的狂徒。在顺治朝，他"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廖燕《金圣叹先生传》），大半辈子安坐教席，并未因"反动言论"而获罪。许多朝臣向顺治帝报告，说这个狂徒专与儒教纲常为敌，言论过激狂悖，与本朝立国理念相背，要求顺治治他的罪。顺治读了金圣叹的文章后发话："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金圣叹为此曾赋诗感恩。但终顺治一朝，他并没有因此收敛锋芒，"回头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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