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任不寐批判之一：道德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任不寐，枭友也，但联系不多，偶有信件来往，也极简略。前不久来函征求我对某件俗事的意见，我建议不如谈谈中西文化宗教各种问题及各自对人生社会政治宇宙之“道”的理解和认识，开展一番儒基对话，那样更有意义。他说“我一直在考虑怎样与你就儒学问题进行对话，我觉的这是近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课题，不仅涉及政治文化，更涉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观”，立即在《议报论坛》贴出了致我的一封信及大作《道成肉身与肉身成道》。

我大喜。江湖上不入流的思想挑战，早已令我厌倦不堪。老枭向有智力岐视症，对于“下愚”及“中民之性”，对于本土愚民及插洋愚民都缺乏起码耐心，而当今中国，非“智力残障者”几希。孔子“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我自承不及。“打遍江湖无敌手”的悲哀，“孤独求败”的寂寞，我是深有体会。我奢望“利用”够水准的对手作自己的进德修道之助。输赢无所谓，唯求真谛明。若识己有误，输了也是赢（当然，不敢抱“输”的奢望）。如有任不寐这样有相当功力者作“论敌”，乐何如之。至少，比起于国学西学、儒家基教都毫无根基的芦笛之流，任不寐更值得我出手。

任文粗览一过，发现正如不寐自己所言，“热烈的信仰状态影响对儒学批评的公正”。正酝酿予以针对性的友好批评呢，不料不寐却忽又缩了回去，并删除了信和文。我想或许是另有顾虑吧，比如相关争论会对友谊造成伤害，耽心公斗演变成私斗等。这种顾虑在我们之间应是多余的。君子怯于私斗，勇于公斗。为个人恩怨而斗属于私斗，为彰显公义、接近真理而斗则属于公斗。严格地说，公斗非斗，是为了“通过对话不断接近真相”（任不寐语）的一种努力。

确有不少人将公斗私斗混为一谈，把思想之争、义理之争视为或发展为个人之间的意气恩怨之争的。但我相信我与不寐不会落入这样的“俗套”。我们的友好争鸣和儒基对话，不仅应有助于“共同接近真相”，而且还应有助于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才是。那才配得上我们的身份。

好在不寐“临阵脱逃”前留下话来：“我们之间的儒基对话,迟早是要开展的”。希望不寐早日上场，我会耐心等待，并且相信我们的儒基争鸣，会是“国际水平”绝对精彩的。且容我针对任文中的一小段，先发一篇小文作为任不寐批判系列开篇，以期抛砖引玉吧。批判二字，在这里作中性词用，意为“分辨、判断”。下面言归正传。

一

儒家诗书礼乐易春秋诸大经典，囊括了人生、社会、政治、制度、教育等各大方面，但道德是儒家各种学说的中心或内核，可以说，儒学是关于道德的学说。

道德二字，古今义蕴不同，原始意义的“道”、“德”是分开的，生命本性、宇宙本体、社会普适价值和自然普遍规律等等，皆为“道”，可称为最高的、终极的真理。人得之于天道的品性、符合于常道的言行则为德。《礼记-乡饮酒义》：“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道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论语集注》：“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本文及本系列一般仅从伦理学意义上使用“道德”一词，这里要首先说明的。）

儒家对道德的推祟，饱受今人的批评，往往被冠以“道德主义”、“道德骄傲”、“道德狂妄”、“道德岐视”等贬谥。任不寐道：儒家入世归政之心（枭注：归政含义不明，当是从政之误），不是依靠安国定邦之术，乃靠道德伦理之学，这意味着儒家的现实主义首先必须表现为具有实用目的的道德骄傲主义。质言之，儒家道德主义并不是因为儒家实际上道德或应该更道德，而是因为他必须表现得更为道德——道德对儒家来说是一种职业需要，一方面，他要为政治生产道德产品，另一方面，自己必须表现出自己就是这道德产品的标本。（《任不寐《道成肉身与肉身成道》》）

儒家虽重“道德伦理之学”，不乏“安国定邦之术”，外王、公羊学就是关于制度建设和创新的学说。只不过儒家任何思想都不违悖仁义之道，不象法家，源于儒家外王学却背离了“仁”这一根本原则，有“术”而无“道”，故流于权诈、忍酷，兹不详论。任不寐这一段话中，最大的误解是对儒家道德的误解。

二

儒家道德首先是“为己之学”，用来自律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根本，是关键。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也就是说，外王事业是从内圣修持生发出来的，政治和教化是道德的衍生物和副产生。为政必须以德，不然就是无道，教化重在“化”字，并非野蛮强制。道德对儒家来说是一种职业需要，“要为政治生产道德产品”，但更是心灵需要、生命需要，为自己寻找安生立命之本，为生命建设道德栖居。

道德于政治于社会的重要性，尚有可知，道德于人生的重要性，却很少人能理解，认为道德是多余甚至“害人”的。陆游《病中偶书》有句曰：病觉死生真大事，老知道德愧初心。病了才发现死生事大，老了才知道道德重要，够迟钝了（不是嘲陆游，陆游自谦耳，况诗句不宜死解），还算好的。世上许多愚民愚官，无道无德无本无根一生白活，甚至白发苍苍还在为自己不仁不义的小聪明沾沾自喜，死到临头对自己违道悖德的诈术恶行毫不知愧，亦可哀矣。

道德是用来自律而不是用来傲人的。某些儒家某些时候确实有一种道德骄傲，不过这个骄傲是有方向性的，是针对贵族君主特权阶层的，是对权力骄傲的一种对治。在世俗社会政治秩序层面，只要“君使臣以礼”，就应“臣事君以忠”，就象圣经规定的：顺服掌权者，但“君”等“掌权者”的一切言行必须合乎仁义的规范和“礼”的规定，政治必须接受“道”的约束和指导。君掌政统，士掌道统，道统高于政统，故在人类宇宙道德秩序层面，儒家高于君王。儒家的道德骄傲并不是因为他必须表现得更为道德，而是因为儒家实际上道德或应该更道德。

三

需要说明的是，“君使臣以礼”的礼不能仅作“礼貌”解，它是一整套文物典章制度的总称。君臣之间的责任关系是相互的，就象基督“顺服掌权者”的命令不是绝对的一样，“臣事君以忠”更不是无条件的，臣尽心办事的前提是，君必须按照儒家规定的“礼”来“使臣”和治国。“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引《皇疏》）、如果君不君，臣就可以不臣。孟子甚至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汉景帝时的一场大辩论。黄生（此君尊奉黄老之术）认为汤武革命是错误的，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反君；儒生辕固生则认为，君主失德就失去了为君的资格，而成独夫民贼，就可以推翻之，故汤武革命是正当的。同时，辕固生以汉朝就建立在推翻暴秦的基础上的史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汉景帝无法否认秦末大起义的道义性，那等于否定了汉朝建立的合法性，又不愿承认忠君是有条件的之观点，只好以“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的搪塞之词结束了这场辩论。

辕固生所言，可谓原汁原味的儒家思想。

四

儒家重道德但不唯道德，道德而不主义，故冠以“道德主义”不确。说儒家有“道德骄傲”，并非毫无道理，但不如称为道德自信、道德自尊更为恰切。以道制势，那是特殊情况，如平时道德骄人，以道德欺民，那恰是道德不佳、修养不够的表现。不过，就算是修养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表现出“道德骄傲”吧，那也比特权骄傲、财富骄傲以及其它种种世俗骄傲强得多吧？

至于“道德岐视”，那就更正常了。对于不道德反道德的人物和现象，对于那些小人伪人恶人，难道不应该渺视、鄙视、岐视之？唯有真君子大丈夫才能够道德岐视。当今社会到处是权力岐视、地位岐视、财富岐视，缺的正是道德岐视呀。当然，原儒以仁“立教”，纵有道德岐视，也是出自仁爱，出自一种热心救世精神。儒家的道德教化，重在“掌权者”以身作则和潜移默化。儒家德治本来是以德自治和企图“以德治君”（用杜甫诗说，叫“致君尧舜上”）的。后世帝王党主以德治民、“以德治国”，那是对德治精神的变异歪曲，责任不在道德和孔孟身上。

2006-11-17东海一枭

首发2006、11.17《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

此文于2006年11月17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