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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道阋墙何时了？老"道"来充和事老！
人天大道是中庸----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六
中，于己可收正心之功，于人可达忠恕之效，于事可得合理之果。
---陈立夫 平常就是道，最平凡的时侯是最高的，真正的真理是在最平凡之间；真正仙佛的境界，是在最平常的事物上。所以真正的人道完成，也就是出世、圣人之道的完成。
---南怀谨
人能仁义终无敌，道及中庸不易行。
---东海草堂联
前言
中庸是方法论也是价值观，是人生观也是宇宙观，是和谐之道、双赢之道、普适之道、成功之道、智慧之道乃至斗争之道复仇之道，是人生之正道、社会之公道、政治之常道、心灵之至道，自然宇宙之大道。
孔子力倡中庸之道，把它抬得非常之高。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雍也）。又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意谓中庸相当于最高级别的道德，掌握和坚持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一、过犹不及
中道由来已久。据说在孔子生前1700年尧以“允执厥中”传之舜，舜以“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精言传之禹，到孔子集儒家文化之大成，加一庸字，称为中庸之道。
庸释为用，中庸就是“用中”的意思。《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庸又寓恒常、平常之意。常道不变，真理平凡。北宋二程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谓至矣"(《程氏经说•论语解》)。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欤？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中才能恰到好处。过与不及似乎不同，实质一样，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任何方面的“过”和“不及”都是有违中庸之道的。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荀子-宥坐》）这里的“虚”与“满”都是极端，宥坐之器就会因而“倾斜”和“倒覆”，满是“过”，虚是“不及”，只有“中”才能正。
孟子与孔子一样崇奉中庸，对于过与不及皆予以批评。孟子辟杨朱排墨子，体现了思想上的中庸（详后）。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孟子》）这是关于“取与”与“生死”的中庸。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於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於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这是孟子“出处”上的中庸。
二、“执两用中”
“中庸”最基本的含义是“执两用中”，源自《中庸》：子日：“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译成白话，孔子说：“舜真是大智慧者啊！他喜欢向人问问题，又善于分析浅近话语里的含义。隐藏他人的坏处，宣扬他人的好处。掌握认识事物的过与不及的两个方面，采纳适中、中正的办法施行于民。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地方吧！”
“执两用中”这个“中”不是静态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有折中、中间道路的成分，但不能作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的理解。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的折中主义、和稀泥的调和论，不是不好不坏圆滑处世的中间路线，更不是没有原则不讲立场苟同苟异的乡愿态度。
孔子痛恨折衷主义和乡愿态度，对于“同于流俗，合乎污世”不讲是非、似是而非的“乡愿”，孔子斥之为“德之贼”。乡愿，乡里之谨愿者，即无是无非似是而非唯唯否否到处讨好的好好先生也，孟子对“乡愿”的解释道：“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以忠信，行之似廉，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中庸》）中庸是如此的强哉矫，哪有一丝一毫折中主义、犬儒主义的味道？
儒家极重仁，以之为核心，但儒家的仁爱最讲中庸，故合情合理合乎人性，并非普通人不可及“道德高标”。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杨朱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是严重的“不及”；墨子兼爱，平等地爱世上每一个人，这又严重地“过”了。杨朱和墨翟都趋于极端，“不及”害仁，“过”则害义。
子莫“执中”比较好一点，但“执中”必须懂得权变和权道，不能固执僵化。因“中”是随“时”而变动的，要审时度势因时制宜，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时中”。中庸之道讲“权”和“时”。“权”是不违背原则前提下通权达变，如果执中而不懂权变，与执着于一边的偏见无异，也是有害于中道的。
孟子这段话值得深长思。正如某网友所言，中间，中上，中下，中左，中右，都有可能是“中”，也可能不“中”，以谁为准？这就需要明心见性和辩证思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孟子赞孔子为“圣之时者”，有深意在焉。
朱熹对孟子这段话的理解最为通透：“为我害仁，兼爱害义，执中者害于时中，皆举一而废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杨氏曰：“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则与墨子无异。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氏无异。子莫执为我兼爱之中而无权，乡邻有斗而不知闭户，同室有斗而不知救之，是亦犹执一耳，故孟子以为贼道。禹、稷、颜回，易地则皆然，以其有权也；不然，则是亦杨墨而已矣。”（《四书集解》）
儒家仁而有义（宜），经而有权，虽然对亲友民众和自然万物都讲仁爱，但并不一视同仁，而是对父母孝，对兄弟悌，对朋友信，对民众有仁心，对万物能爱护，亲亲仁民爱物，秩序井然。
三、道德之“度”
仁爱有度，任何事物包括高尚道德都有一个度。例如，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就可以了，以德报怨就过了。用儒家的标准衡量，耶酥主张打完左脸再主动送上右脸过了（动辄雷霆震怒大开杀戒在道德上则严重“不及”），佛“以身饲虎”的高尚更过了------对动物、而且是凶恶的动物比对父母还要好，居然为之奉献生命！
纵然这种行为值得敬仰，也不宜普及，不值得人们去学习，模仿和普及，何况“以身饲虎”并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对自己对亲友对人类都不负责任。对老虎是爱了，把亲情友情和家庭社会责任、把“人”的生命尊严放在哪里？
“大公无私”的道德要求也高得过了头。有学者把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并为一谈，谬以千里。该学者认为，现代民主政治是“天下为私”的，其出发点与落脚点，皆在私人利益。“私”是天赋人权，是第一义，是正当和正义的。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本质上还是把民人当作猪，当成人肉，在为政者保障其吃喝拉撒睡的肉身利益的同时，把政治利益让度给为政者，垄断为他们的特权。这也是其与现代民主政治，最本质的差异所在。
道理不错，对天下为公的理解却完全错了。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是选贤与能天下为公，但绝不要求民众个体“大公无私”。天下为公追求的是政治之公，是法律的公正、福利的公共、分配的公平、领导的公选、权力的公开，是对公权力的限制和为个人自由提供法律保证，维护的恰是每一个公民合法的“私”，在对民众个人道德要求上则比较低调和中庸。
所以，现代“天下维私”的现代民主与传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是完全相通的。“天下为私”，是从个体的权力和自由的角废来讲，“天下为公”是就社会公共权力（“天下”）的层面而言。保障人权和自由，让各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同在共存，才是权力最大的公、制度最大的公、天下最大的公。
关于道德之“度”，下面有两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四、两个故事
《吕氏春秋•察微》讲了“子贡赎人”和“子路拯溺”两个小故事，充分体现了孔子以中庸智慧对道德之“度”的把握。“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这两个小故事在《淮南子•齐俗训》也有引用：“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
鲁国法律规定，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人，有人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向国库领取赎金。子贡（端木赐）在其它诸候国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领国家偿金。孔子说：“赐呀，你做得不对。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本国同胞赎身了。你收领赎金，并不损害你行为的价值；你不肯收领赎金，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另一件事恰相反。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子贡主动放弃赎金，这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高尚。但子贡作为孔门高徒，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一举一动为世人所重，人们既觉得子贡放弃赎金很高尚，真要学习则意味着无谓的牺牲，多数人最后必是索性不趟浑水，不真的学习，以避开这种尴尬局面，鲁国的赎人法就成了一纸空文。故孔子认为子贡的做法欠妥。
了凡大师说得好：“自俗眼观之。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之受牛为劣。孔子则取由而黜赐焉。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了凡四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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