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权达变与时偕行的“圣之时者”

    ---东海草堂读经札记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 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万章句下》）

   所谓“时”，即切合现实、与时俱进。“圣之时者”是既能守经志道也能反经合道、既能坚持理想又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采取合适的手段的圣人。孟子认为，伯夷是圣人之中的清高者，伊尹是圣人中富有责任感者，柳下惠是圣人中随和者，孔子则是圣人中识时务、集大成者。始条理者智，终条理者圣。就像射箭，智则“巧”，圣则有力。百步之外，能射到目标的是有力，能够射中则不仅靠力，还要靠“巧”，即智慧。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都是圣人，都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他们的政治原则，但不够巧，圣而不智，孔子才是能经能权、亦圣亦智的大圣人。

   “圣之时者”，主要特点有二。一是通权达变。

   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圆融地统一起来的经权思想，是儒家一大智慧。经是理想、原则，守经是对理想、原则的担当和坚持；权则是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的灵活权变。朝闻道夕死可、杀身以成仁、君子穷而不滥、君子务本、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等，均是守经；“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毋”即是达权。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这段话更可以看出孔子对权道是何等重视推崇。朱熹《论语集注》引杨氏曰：“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洪氏曰：“易九卦，终于巽以行权。权者，圣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权，犹人未能立而欲行，鲜不仆矣。”

   《论语》、《易传》对经权思想皆有理论概括,《春秋》则将经权思想贯穿在历史事件中来表达,形成了公羊家完整的经权学说，对此蒋庆先生在《公羊学引论》一书中有精辟的介绍，不赘。

   “圣之时者”的第二大特点是：“与时偕行”。

   《礼运篇》曰：“变而从时”；《礼器篇》曰：“礼时为大。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可见礼经是以改制和革命为随时之宜的。《大易》有《随卦》与《鼎革》二卦。《随卦》曰：“随时之义大矣哉”；《杂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说的都是随对革故鼎新之义。儒家外王学说就是关于制度的更改和创新的学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原儒复生于今世，对于制度的更改、创新乃至革命，必是持支持的态度的，必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不过，任何制度的更改、创新乃是改苛政为仁政、变霸道为王道，绝不能违背民本的原则。对于法家强国弱民、尊君卑民的变法，儒家绝不会赞成；对于教育、医疗产业化之类所谓的改革，孔子肯定会反对。古代法家的变法和现代江朱的改革，是只有利于领导人而大不利于广大民众的，是把苛政改得更苛，把霸道变得更霸！

   还有，对于制度的更改创新，儒家的态度相对比较慎重，“确然可革之日，然后革之”。张尔岐《周易说略》中对《周易·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爻辞解析曰：“六二柔顺中正而为文明之主，德可以有革也。有应于上，势足以有革也。然革终非可轻议者，占者当从容相审，至已确然可革之日，然后革之，则其所行有更化之吉，而无纷更之咎矣。”

   综上所述，儒学是在坚持仁的原则下通权达变、与时俱进的学说，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包容性、普适性和时代性。芦大鸭子之流喜欢把中国落后的原因赖在孔孟身上，不知历史上儒学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政治、文化、经济的昌盛和中华文明的辉煌。秦始皇、蒙元、满清、文革等中华文明落后倒退的时期，恰是儒学的衰落异变期。

   还要说明的是，毁儒灭孔的程度，秦始皇、蒙元、满清等任何王朝都没有中共王朝那么彻底，现在中共在不废除马列教的前提下对儒学和孔子所进行的利用，其真诚度远远达不如满清政府。现代中国的落后恰恰是缘于对孔孟之道的空前背离、践踏和歪曲！

   2006-7-18东海一枭

   首发2006、9.5《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