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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自由，自由需要运动！-----驳斥李劼《自由需要运动吗？》 中国需要自由，自由需要运动！-----驳斥李劼《自由需要运动吗？》
一
很多事情泛泛而论意义不大。比如自由需不需要运动的问题，只有联系具体的国度、特定的社会来论，才能论深论透论全面。不然，你问自由需要运动吗，我反问自由不需要运动吗，岂非成了孩童吵架？
如果有人针对自由社会发起一场自由运动，确是有点多余或搞笑（但“不需要”并非不可以。只要有人有兴趣发起和参与，为什么不可以呢。自由的精义正在于此：只要不违反法律不损害他人，就可以自由地去干想干的事，包括干多余或搞笑的事。）但是，身在纽约的李劼先生，针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出“自由需要运动吗？”之问，本身就是搞笑。
李劼先生忽略了“中国”两个字，忽略了中国是一片缺乏自由到了极点、渴望自由到了极点的土地！
自由的缺乏导致制度的落后、文化的衰败、道德的堕落，而文化的匮乏和衰败反过来又加剧专制的顽固，促使着自由的远离。自由和文化持久地双重缺席，令各种疾弊积重难返、无限苦难肆虐人间。面对这样一个悲惨的现实，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李先生：中国需要自由，自由需要运动，需要各种各样的运动！
各种各样的自由运动都是当今中国所渴望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将是最有针对性、最富有巨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运动，如枭文《想家找家回家！----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四》题记所说：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自由和文化的双重运动，自由落实为行动，为了把社会推上文明之路，文化上升为精神，可以给灵魂寻找终极的家。同时，自由和文化相辅相成相促进相呼应，文化是意志自由道德自由的最好营养，自由是文化发展文化繁荣的最佳平台。
二
把“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与“圈地运动”、“武人割据”相比，纯属不伦不类的生拉硬扯。“挟自由以令天下”之论更是胡扯，与中共某些御用文人“不要把西方民主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论调异曲同工。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挟武力以令天下”、“挟特权以令天下”，唯独“挟自由”不可以“令天下”，或者说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牲质的“令”，是对人性和尊严的唤醒，是为了对民众进行自由意识的培养和自由身份的恢复，不带任何强制性和附加条件。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一项社会历史运动，其唯一的宗旨是：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创作，自由地表达。这也是参与成员唯一的一项的责任和义务。所有追求心灵自由、忠实于文化精神的人，只要承认这一宗旨，并向“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协调委员会注名备案，就可成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成员。如果说“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组织的话，与中共所谓的组织的概念完全不同，它完全是服务性质的，对于参与者没有任何思想上的限制和观点上的要求，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我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发言稿《援之以道，化之以文-----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关注中国的苦难！》中说到：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为了培养精神自由，追求社会自由，复兴传统镜鉴西学，引导中华民族走上文化复兴、道德重建的伟大之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不是书斋里、学院式的运动，它包涵和容纳所有自由化、文明化的言论和行动，它与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血肉相连，与浸透了血泪的中国九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息息相通！
参与这一运动，是一种不服从的姿态、一种不屈挠的抗争，同时也是追求心灵自由、忠实于文化精神的孤独战士彼此之间互通声气、互相勉励、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的一种方式。面对中共有关部门的“围追堵截”和特权阶级的疯狂仇视，建立这样一个交流情感、碰撞思想的渠道，有何不好？
通向自由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争取自由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种，可以挥洒言论，可以具体行动，可以个体活动，可以组织运动。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能够象“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那样大张旗鼓地组织、运动起来，引导自由的潮流，对中华民族及广大自由写作者有百利而无一弊，有何不好，不明白李先生何以冷言恶语相加？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即使该奖中遗漏了公认的托尔斯泰、卡夫卡、乔伊斯、伍尔芙、易卜生等一流大家，就算如李先生所言该奖的“含金量”相当低，不能因此抹杀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大奖或许也难免这样那样的不足，李先生可以指出来，以便做得更好，也承认，该奖“鼓励了写作的自由”，这不正是大奖的现实意义所在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精神价值所在吗？
至于李先生的忧虑：“另一方面也给一些不把写作当自由的国度及其国人造成了不必要的热衷。在一个没有奖的时代，那样的国人认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云云，实在令人百思莫解。造成自由写作的热衷，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不仅正面而且巨大，在“不把写作当自由的国度”，这样的热衷有什么不好？怎么是不必要的呢？
三
我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也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会员。“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更不限制参与者的精神自由，笔会并不干涉会员的人格独立。恰恰相反，它们都是以鼓励和培养其成员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为宗旨的。李先生不愿加入笔会并不能证明他有多么清高。
况且清高也并非唯一的、最高的道德品质。例如，我认为仁义诚信等道德的“级别”就比清高更高。
李劼似乎是很崇尚无为和清高的，这正是老庄哲学的两大特征。在《罕见论坛》看过他一段推崇老子无为政治的发言。其实老子是反知去欲而遗世的（老子哲学有严重的出世倾向，但不象释氏佛学完全出世，故谥以遗世），把“无为”与政治相结合，说无为政治“能够不做尽量不做，不能做的坚决不做，通常以宽容、退让和放权为特征。”已是过于积极了，道家的无为属于放任主义或曰无政府主义。兹不详论。无为思想就算表现在政治层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体现在个体层面，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知不可为则不为”的态度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各有所适。
我在《怎样对待欲望？----东海草堂读经札记》一文中对三教同异进行了分析。对于道家，我认为，老庄之道固然清净高妙之至，但清修"独善"，不涉世务，智而不仁，以柔弱为用，不敢为天下先，虽有超逸之风，缺乏刚健之气。
道家闲旷清虚，不为物累，却为"冥累"。这两个字为东晋僧肇所创。《高僧传》载僧肇"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志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我的理解是，僧肇认为老子之道"虚"过头了。可惜僧肇知老子过于玄虚，为冥所累，却不知释氏一味空寂，亦难免"空累"乎。
儒家则强调积极进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成己成物,以天下为己任，怀抱"兼善"之志，强调知不可为而为之。就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毫无疑问，儒家至大至刚之的浩然正气和“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救世精神显得特别珍贵。“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正是这一浩然之气和积极主动大有为精神的体现。
四
李文中不仅充斥着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恶意攻击，而且充满了对袁红冰和广大参与者的人格污辱，例如，“从与人为善的角度说，我只能祝袁红冰先生成功。因为我相信，会有人被奖金吸引，会有人被那根信誓旦旦地通向西方高层机构的管道所诱惑。但愿袁红兵先生不会让他们失望。无论在奖金的数额上，还是在奖金的权威性上。说不定，那样的奖金有朝一日成了通向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的便捷车道，那样就会更让中国的自由思想者和自由写作者趋之如骛了。”
这种想当然的、恶意的“动机论”，暴露的恰是作者自己小眉小眼的小人面目和唯物拜金卑琐灵魂。居然还好意思说什么与人为善！想起沈浩波的诗《鸡屎》，不禁又恶心又好笑。诗曰：“小鸡肚肠的男人/每说出一句话/都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的一坨屎。”我不敢断定“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参与者皆君子，但我敢断定此文作者肯定不是什么大人。大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境界之高远广大，非小鸟所能梦见。
可悲的是，这样的烂污文字，居然出自纽约“著名作家”之手，居然赢得不少彩声，芦大鸭子直夸“难得见到的好文！当真是力透纸背！那圈地运动之喻真是绝了！”云云。除了同类相吸，我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了。对于蛙鸣雀噪，虎视鹰扬高洁远大之大豪是不会在意的。有些事情，从近处看，中共的态度是最有力的证明；从远处看，时间会作出最好的说明。
李文中还有很有想当然和自以为是，例如，他说他不把文艺复兴看作一场运动，这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他把“运动”和“耕耘”看作水火不容的关系，就幼稚得可笑了。说文艺复兴运动不是文艺复兴的各路豪杰发动的，那要看对“发动”二字怎样定义了。枭眼看来，文艺复兴群雄倡导“自由精神”与“人文主义”，在独立创作的同时开展互相的情感交流、广泛的思想碰撞和遐迩的政治联结，终于推动文艺复兴成为一场汹涌了两百多年的文化思想运动，即是文艺复兴的拓荒者，也是文艺复兴的发动者。
实在不想重看李文，就不一一反驳了。容我最后问一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对谁有利？是对中共呢还是对大陆自由写作者和广大中国人民？
五
李先生身在自由世界，可以自由地写作，自由地生活，的确不需要自由了，所以“不愿再把激情投入到任何运动里了！”我们理解。但是，对于把激情投入到这一伟大的自由运动里的人们冷嘲热讽，只不过证明李先生自己的伪清高和真冷血罢了。对于大陆人民来说，写作自由、信仰自由、没有恐惧的自由，没有匮乏的自由，都还是遥不可及的奢侈梦想。中国需要自由，自由需要运动，需要大规模的运动，希望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土参与到这一运动中来，为自己争自由，为同胞争自由，为我中华争自由！
2006-8-16东海一枭
首发《自由圣火》8.29 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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