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通往民主的最佳桥梁！---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三

   儒家是中华文化大家族中要员，也是民主的贤内助。儒学义理与现代价值之间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诸如仁义原则，王道仁政，德治礼制，中庸之道，人道人本，入世精神，和谐思想，原始民主思想，大同理想，大丈夫精神，还有公羊学的大一统说，大复仇说，张三世说、通三统说、《春秋》新王说、孔子为王说、孔子改制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它们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不仅不存在过不去的鸿沟，而且早已款曲暗通，完全兼容相通。两者之间的相容相通之处，概乎言之，至少可分为六个方面。同时，清末宪政运动的历史事实和儒学文化圈有关国家地区的民主实践也充分证明，儒家文化与政治文明相辅相成，兹分述于下。

   一、儒家大同理想与现代民主制度境界相通

   原儒为人类社会设计的最高理想是大同太平，这一理想首先体现在《礼运》中：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世即太平世。儒家的太平理想集中体现在《春秋》经中。蒋庆先生曰：《春秋》托昭、定、哀三世为太平世,表明孔子对人类历史演进第三阶段的看法与治法。在孔子看来,太平世是人类历史演进的最高阶段,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也是人类最终的希望。在太平世,人类的道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文明程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天下不再有大国小国的区别,也不再有文明落后的区别,即消除了国界与种界,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人类达到了普遍的平等。在此阶段,王道大明,王化普被,是一天下归仁,万国崇义的世界。

   儒家的大同太平理想，与现代民主社会并不全然吻合，但两者"本质"一致，血脉相通。对大同的向往和对民主的追求，是一条道上的车。大同太平理想在大多数国家已得到局部实现，例如民主选举制保证了"天下为公,选贤举能"，健全的福利制度保证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博爱精神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系着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整个社会互助互济、扶弱救贫和睦相处…。如非革命压倒改良、马列消灭儒家，清末宪政运动或国民党政府的行宪决定，也必早将中国推上了政治文明之路。

   二、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观念精神相通

   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之间当然都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距离，但在义理上三者又是一脉相承的。至少，比其它"神本"及"神主"的宗教如基督教与民主之间距离短了许多。儒家是否具有民主思想，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但儒家具有民本思想则基本已达成共识。为避免争论，本文且采民本说。

   原儒都肯定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诗经》中的"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孟子》中有关国人曰贤方贤、国人曰可方可的言论等等，与主权在民思想相接近；孟子民贵君轻思想和对汤武革命的赞赏。荀子认为君王不尽职守，不行仁义，就会被取代，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君由民举的观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关于君臣皆为民立的思想等等，都是相当成熟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上自《周易》《尚书》孔子孟子，下到龚魏（龚自珍魏源）及康梁（康有为梁启超），两千多年间，历代大儒关于民本民权的论述连篇累牍，精彩纷呈。对此，民国刘师培原著、今人陈寒鸣编纂的《中国民约精义》中有详细介绍，不赘。这里特别介绍一下黄宗羲、王夫之的言论，他们笔下反专制倡民权的思想之浓烈，已是扑面而来。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写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乌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之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王夫之《读通鉴论》写道：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时之论也。当其时，文、武之泽已斩，天下亡周而不以为君，周亦忘天下而不自任为君，则君子虽欲自我君之而不能，若夫六王者非篡逆之臣，则介在戎狄，无异于酋帅。杀人盈野以求君天下而建社稷，君非君而社稷亦非社稷矣，故轻也。君与社稷轻，而天下所生之人不可以无与立命，则苟有知贵在其民者，君子不得知君臣之义责之，而许之以为民主可也。（《读通鉴论》卷二十七）、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读通鉴论》卷末）

   晚明清初的顾大韶、何心隐、李贽、黄宗羲等对君主专制都有不同程度的批判，清末谭嗣同更是深恶痛绝，斥责这种政治是"大盗乡愿"，倡导"冲决君主网罗"，号召学子奋起将俗学陋儒"逞一时之谀说而坏万世之心术"的尊君统论"扫荡而廓清之"！他还在《仁学》中畅言："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上述这些论述都属于儒家中富有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民主宪政乃其题中应有之义。梁启超则在《古议院考》中曰：《礼记》中讲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里说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就是议院的思想基础。'《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就是议院制度的雏形。之所以当时和后世未能开出宪政，实为历史条件所限和特殊因素所致，非儒学之罪也。

   三、儒家人本思想与现代价值观之间义理相通

   民本是相对君而言，人本则相对神而言。儒学相当于一种中国特色的特殊的人文宗教，相对于其它以神为本、以神压人的宗教形式，儒家主张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对于鬼神之事，不说有也不说无，敬而远之。梁启超说："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儒家最重视人、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不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推导出的都是人与天地具有同等地位的结论。故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本主义精神。

   一些学者认为，传统文化重民尊民，所重所尊的是复数的，集体的民，对具体的个人并不重视，甚至认为儒家完全把"民"虚置化为不具自主功能的"集体无意识"群氓。在一定历史阶段或许这是实情，但并非儒家最高义理。同时，"古之人"对文字有一种普遍而基本的尊重，不象中共那样言行完全脱节，尽玩文字游戏，"人民"和宪法全是虚置的！在"古之人"眼里，复数的民与单个的人是密切相连的。

   儒家重视集体、重视社会，这是因为儒家认为自我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是能在群性与个性之间维持平衡的人。儒家富有体己度人的道义关怀，也十分重视个人自主的独立品格和对自由意志的坚守。儒家理想人格是具备充分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孔子曰："为仁由己"，又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又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又曰"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又曰"道惟在自得"，都是对人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充分肯定。

   四、儒家内圣学说与现代价值观道德相通

   儒家学说，内容丰富，义理兼赅，涉及道德、政治、制度、教育等各大方面，但根本上可以是一种道德学说。在政治上儒家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圆融结合，在道德上儒家则始终坚持和高扬理想主义。孔子提出圣人、君子、成人、仁人等理想人格。其中君子人格具有上达仁义、克己复礼、慎言敏行、文质彬彬等基本特征，特别将"仁"作为君子精神的最重要的内容，要求任何时刻、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违离。

   所以，历史上绝大多数大儒和大理学家，多是极富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及尊严意识的人物，而且他们普遍有一种以道自任的帝王师心态，道德自信、思想自是、学术自尊往往发展到自负自大的地步。

   不断高涨的尊严意识、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必定要在人的行为上寻找出路，或因行为的难以为继而产生伪君子，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逐步走向专制的反动----例如明末清初的反理学运动，其实是理学内部发展出来的。不论是理学还是反理学运动，倘获得进一步发展，必然走上彻底的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大道。这是道德心性之学逻辑发展之必然。

   因为，当任何专制形式都丧失了合理合法性而成了逆天背理违民意的恶政霸道的时候，当维护专制成为最不道德、最反道德的表现的时候，一个以道自崇以德自尊的真儒者，必不会反对普适价值而认同马列邪说，必不会为了一时利益一己私利而背叛良知背叛道德认贼作父。面对政治邪恶社会黑暗，如果当缩头乌龟躲进书斋独善其身，对一个真儒者而言都是一种耻辱！

   五、儒家外王学说与现代政治气息相通

   圣者尽伦，王者尽制，伦为人伦，乃人生哲学，制谓制度,是政治哲学。内圣是道德理想，外王是政治理想。宋明理学属于内圣之学，公羊学则属于外王之学。孔子晚年所作《春秋》，是外王思想的集中体现。故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是一部外王大法，是借托春秋为新王朝立法，寄托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

   公羊家总结春秋的微言大义（微言是意义精微之言，大义是堂堂正正之理）有：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张三世说、讥世卿说、德刑相兼说、"天人感应"说和谴告说、大复仇说、孔子为王说、天子一爵说等等。尽管公羊学家的解析未必没有穿凿附会的地方，不一定完全是孔子本意，但也不违孔子根本原则，后世学者仅把春秋当作一部编年史，乃死读书、读书死也。

   公羊学是儒学中最具"外向型"、"开放性"性质的政治学。董仲舒是今文经学和公羊学大师，故公羊学在汉代盛极一时（当然，公羊学个别观点如天子一爵论，有"侮"帝王尊严，不可能堂皇宣传，只能隐约其说），汉朝文物典章制度亦为有史以来最为完备，并多为后世王朝所袭用。遗憾的是，汉以后公羊学便渐衰微，直到清末廖平、皮锡瑞、康有为、梁启超诸君手中，终于兴起制度改良的波滔。遗憾的是革命潮起压倒了改良，继而马列教来取代了儒家，让中华民族又一次遭遇了空前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