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濒临死亡的民运人士安福兴 /东北一虫

虽然与安福兴上次见面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但这次见到躺在病榻的安福兴却是判若两人，北方大汉粗犷的大脸不见了，看见的只是瘦弱、苍白、颧骨突出的脸。双手的手腕都扎着输液的针头在慢慢的打着点滴。安福兴的母亲告诉我们：安福兴是 3 月 30 日晚上住的院。在此之前，他发了两天高烧，并且便血，直到他腹痛疼得支撑不下去的时候，才被家人强行送进医院进行抢救，但医生告诉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第二天上午，我们找到主治安福兴疾病的医师张永胜，了解安的病情。医师张永胜说：安福兴患有肝炎差不多有 10 年的时间了， 5 年前他曾经住过一次院，但临床病症还没有消失的时候，他就出院了。出院的原因不用说，是经济问题。如果他上次要是好好的治疗的话，他的病不会恶化到这种地步。这次他来住院，当时我们就感觉到他已是肝硬化了，并且有腹水的可能性，只是当天晚上不能作检查。第二天上午，他的腹部就眼瞅着膨胀。经作穿刺抽水化验，腹水已经感染，并被腹膜吸收，导致腹膜炎。然而我们又不能把他的腹水抽尽，因为他的脾肿大并压迫门静脉。门静脉已经是曲张，腹水一抽尽，减压太快将造成门静脉血管迸裂，尽管如此，门静脉还是随时有迸裂的危险。门静脉曲张及腹水细菌蔓延再加上肠胃溃疡出血不止，这也是他便血不止的原因。当我们问医师最后诊断时，他说：对这种多种疾病并发症，目前还没有下最后诊断。我们只能是根据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尽量的进行抢救，但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毕竟他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有限的。他告诉我们：安福兴每天用的人血白蛋白（每瓶 450 元）、立血止（每只 50 元）、血浆（每袋 300 多元）等昂贵的药品费用需要 1000 多元的支出。就是做一次胃肠消化道止血的治疗，就要花掉 800 多元钱，而且至少要做三次。别说他这样的家庭，就是有工作收入的家庭也是承担不起的。 4 月 5 日我再次去医院，安福兴病情依然没有好转，仍然便血不止。他已经是 7 天没有进食了，甚至水都不允许多喝一点，仅靠打点滴来维持生命。然而这维持生命的点滴的费用，对已是债台高垒（借款 10000 多元，已经是所剩无几了）的安福兴的父母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企求。难道在当今追求尊重、享有人权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的时代里，金钱真的成了决定他生死之间的要素吗？为此，我呼吁国际社会的有良知的人士及人权团体与国际红十字会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伸出你们温暖的手，救救濒临死亡的民运人士安福兴先生。

二、安福兴个人简历安福兴， 1951 年生于长春市。大学文化，曾经在吉林市石化公司销售科工作。 1989 年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他与当地的一些教师组建民主社会主义同盟政治组织。为此， 1990 年 1 月被当地公安部门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逮捕。 1991 年 2 月被当地法院认定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判刑 5 年。在看守所期间染上肝炎。 1991 年 4 月被送到千里迢迢之外的辽宁省凌原劳改营服刑，在狱中由于长年生活营养不足、有病得不到治疗及长期遭到监狱的严重的迫害的原故，致使肝炎病情加重。 1995 年 1 月被释放后，由于继续从事促进民主事业的发展，导致原有住房被原单位收回，无家可归的他不得不面临妻离子散的境界，而且又不得不回到已过花甲的退休的父母（母亲没有劳保）家中，但不久所住的房屋被拆迁，于是他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尽管他为从事民主事业的工作而落得个一无所有及身患疾病的地步，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民主事业的追求，在 1998 年不仅为创建人权促进会积极的工作，而且不惜冒着再次坐牢的危险，为筹建中国民主党而奔波。甚至在他身体不佳的情况下，为声援被捕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而毅然决然的参加百日绝食活动。这位老民运人士虽在经历了司法机关的迫害、家庭的破碎等种种打击的情况下，都没有让他倒下去，然而今天病魔却让重重的倒了下去，而且再次起来的希望几乎是零，甚至是生命也走倒了尽头。除非国际社会在道义上能向他伸出援助的手，也许能帮他把生命延续下去。同时我们也祝愿他再一次能承受住这次沉重的打击，站起来与我们一同为美好的理想而奋斗。

2000 年 4 月 5 日急草于吉林

（注：几天之后民运人士安福兴于 2000 年 4 月 10 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