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奎評論：89记忆回放

   序幕

   时间应该倒流到1986年，记得好像是下半年的光景，一天，第一教学楼的大厅看板上贴出了来年的研究生考试不考政治了的通知，只要求写一篇心得代替。本科毕业年的同学着实高兴了一阵。可是，没有高兴多久，又贴出告示说先前的通知作废。紧接着就是反精神污染，防止和平演变的洗脑教育。还有其他学校来串联准备上街游行的，后来不了了之。

   这应算89民运的序幕吧。回想那一段时间的睡前卧谈会大多与政治和思想有关。
   记得，那时，我非常喜欢一个人早晨坐在海边的悬崖上看着日出冥想，好像那时还写了一首关于日出和风暴的诗，那是在潜意识中有一种预感。还有一首诗名字叫“我与非我”还在班级的87年新年晚会上，代表我们寝室朗诵了，内容已经记不起了，可题目还清晰记得，那是自我的回归吧，对人本的思考。可惜早已散落，还给了灵感的家乡。



   89民运的历史背景和起因

   转眼，上帝的目光，时间，指向了1989年春，是人大和党代会年。那时社会上正刮一切向钱看，读书无用论的风，在我的家乡流传着“北大出来的不如大北（监狱）出来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顺口溜。那时各年级的学生都很颓废，业余时间是打麻将，打牌，谈恋爱，甚至逃课打牌打麻将。那时，我相信，大多数老师也都很清贫。

   记得在一次学校运动会上，广播组征集广播稿，我送去一首诗，叫“在运动场上”，其中有一句我还记得是：“再不要让青春延烧在烟头上”，就是受到运动会的气氛渲染和对当时世风的感怀，当时，没有播，后来被登到学校的诗刊上了，得了两块钱的稿费，同寝室的哥们还让请客来着，好像买了几瓶啤酒，那时很便宜。

   那时的言论政策还是较开明的，知识界很活跃，御用知识分子也不多。较著名的“异议人士”（实际上起到反对党的作用）有方励之，王若望，刘滨雁，温元凯等等一大批。都应，拜当时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开明。那时的政界绝大多数有改革的共识，但是，有怎么改的分歧，典型的是全盘西化和中国特色，前几天看到前人民日报副主编周某关于三个阶段争论的说法，我觉得颇值得探讨，我认为中国文革后的改革一直是两个问题的争论，第一，搞不搞商品经济，按着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第二，政治改革怎么搞。按着共产党的党纲回答这两个问题就使共产党的执政者走入了理论和实践的迷茫。这时邓的“猫论”，“摸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为第一个问题定了调，全面展开了短视的邓氏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的理论”等相应推出为中共的继续执政奠定法理基础，这是皇帝的第二件新衣。（“代三个表”是第三件新衣，不知有否第四件）

   关于第二个问题只是轻描淡写的说要搞政企分开。

   以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双轨制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给中国当时的经济带来了表面上的繁荣，因为经济改革是从一潭死水上开始的，但是，实质上却是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混乱，助长了官倒，贪污，腐败，造成了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这时89民运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层原因。

   正因为如此，我相信在上层发生了如何深化改革的激烈争论，他们也应该意识到了这种现实，在这种情势下，邓对胡耀邦的态度，也可以说邓的想法或者构想来了个突然的大转弯，也可以认为是两派的较量结果，导致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从而引发了89民运，实质是指望上层低成本的政治改革的希望落空，知识界开始了行动。

   所以，论述至此，89民运的失败是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在这一点上，民运的勇士们！我们应该好好地向早期的共产党学习。

   还记得，学潮时，戈尔巴乔夫来访，为什么赵紫阳说实际掌权人还是邓，会那么敏感吗？这有两种解读，一，争论的矛头对准了邓，二，戈尔巴乔夫对赵有所期盼，而赵的实话正好赶到了节骨眼上。

   回顾苏联的解体，是否，因为，戈尔巴乔夫看到了中国的情况而下了断然的决心呢？有谁看过他的自传？有这方面的自述吗？请指教。



   高潮
   待续。。。。。。。
   2006年6 月5日

此文于2006年06月11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