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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劳动和边际效用等现象化因素不可能是价值的本质，且它们又在人们确定价值的有些时候被运用，那么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无形的手——价值的本质，一定在它们的背后，并通过这些具体形式实现价值。
在上一章讲述构造社会的问题时，已经无法回避价值的本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组建社会的唯一方法是“交叉多合一”矛盾关系，其中每一个人都参与对其他人的规定，又被其他人的整体所规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种规定的结果是确定每个人相差不大的社会职能和实行以平均分配为基础的按需分配，因此也难以显示出价值的特征。原始公社解体后，人们取得了财产的私有权，社会中出现了许多个别化的合作关系。社会构造中不仅有整体的“交叉多合一”关系，还有个别化的“交叉多合一”关系和“辐射多合一”关系。除整体关系中还存在较平均的权利和义务交换外，在个别化关系中，开始区分各合作者在合作中的作用大小，以给予相应的报酬。用货币来显示合作作用的大小，就是得款的多和少。一切合作的作用，都可以用物和货币来定量，这个量的一般化形式就是价值的体现，人类构造社会的关系是价值的意义之所在。
为此，有必要再阐述一下有关价值的社会关系。
价值所蕴含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联合性矛盾关系，简单地讲是人类的合作。合作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联合形成整体力量再对客体进行联合或对抗，如建立国家后参与国与国的合作或国家内部为抗击外敌入侵的整体协作；另一个是增进人类利益的相互给付功能，如商品交换。上面提到过，原始公社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局部合作关系，如几个人合作捕猎，所得收获不再由全社会平分，而是在他们几人中分配。而交换也只有在个别化的关系中才有，社会统一分配不是交换。这二种局部关系产生后，遇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确定分配和交换的比例。每个人总希望自己多得一点，且人们之间用于分配和交换的标准差异很大，如同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马克思”和边际效用论的“奥地利学派”之争；不过参加争论的远不止两个“学派”，重要的人物还有叫做“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凯恩斯”等等一大帮各执已见的家伙。但事实上人们在实践中总能取得较一致的综合标准。其中针对客体的联合关系，多是采用作用大小的标准确定分配比例。比如一帮人合作猎杀一头野牛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先冲上去将一条牛腿砍伤，另有三人奋力抓住牛的其它三条腿，还有一人冲过去将一把刀插入牛的心脏，致牛倒毙。在分配牛肉时，第一个冲上去砍一刀的人认为自己放弃了自身安全，冒了最大风险砍伤野牛，故作用最大，应得最多；那三个抓住牛腿的人认为自己体力消耗最大，应得最多；那个刀刺牛心的人强调自己最有技巧性，起关键作用，应得最多。虽然这帮人的标准大相径庭，最后还是能通过争论和妥协，形成均能接受的综合标准，如砍第一刀的人最多，其他人平分，或全部平分，从而确定各人的作用大小，据此分配了数量不等或均等的牛肉。而在交换的关系中，求取一致比例的努力，在表面简单的判定方式背后，往往有着较复杂的心理过程。由于交换的物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没有相同的物性让人比较，又因为交换是双方的，不能用多数压倒少数的方式确定交换比例。这就让人费一番心思决定自己愿意付出多少物品换取另一物品。比如有人要用自己的羊换取别人的斧子，他就得考虑放弃一只羊就等于放弃多少天的食物供应。而得到一把斧子帮人做了木工活，对方能给他多少食物。经权衡决定一只羊愿意换二把斧子。如果对方的心理标准相同或相似，交换就会成功。如果双方的标准相差太大，又无其它统一交换数量关系的办法，交换就会失败。
客观上，合作中作用的大小和交换比例又常被人们使用多种不同标准，通过比例上的吻合来确定，这些标准往往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于相矛盾，但标准的分歧和矛盾都不影响人们的合作和交换，只要找到相同或相近的数量比例关系，合作和交换就易成功。拿羊和斧子交换的例子来看，假设羊的主人叫“马克思”，以抽象劳动为价值；斧子的物主叫“庞巴维克”，以边际效用为价值。“马克思”认为豢养一只羊所付出的劳动量，与制造二把斧子的从采矿到冶炼到铸造所用劳动量相等。“庞巴维克”则对羊肉情有独衷，感到吃一只羊的快乐，可以抵消两把斧子的损失。双方因数量比例相同得以交换。这种类型的交换在当今世界上正大规模地进行着，它即是主张劳动价值论的“东方”大国，与主张边际效用论的“西方”大世界的大规模贸易。毋庸置疑，物与物或行为与行为间交换的价值比例，可用各种不同的具体标准确定，没有唯一性，因而每一种具体标准都不是价值的本质。那么通过这些不同标准建立起来的人类关系有什么意义、起到了什么有益的作用呢？不言而喻，是联合，是建立了构造人类社会的联合关系，除此以外就没有其它构造社会的关系，也没有其它意义。这种关系仅用一物对另一物的交换，或者仅对某一次合作中各合作方作用大小的确定，显示不出此物或此行为相当于所有其它物和行为的比例。当众多不同物和行为相比较时，才可以确定所有物和行为之间可交换的比例关系，即确定各物和行为价值的大小。如2A=B，2B=C，2C=D，则D=8A。物和行为也只有属于特定的人，并在构造社会的关系中起作用时，才有价值的意义，且以构造社会中作用的大小，作为价值的大小。所以，价值的本质是人类构造社会的作用力，对它可以简称为社会构造力。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在一定的时期内，所有物和行为的价值当量有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它是构造社会的矛盾主体即人及其所组建的局部组织（包括公司、企业和有经济活动的其他组织）通过社会大市场综合而成的。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来说，他们按照各自的标准，对自己经验范围内的物和行为有一个总体的价格比例关系。普通人所熟悉的内容是关于生活基本需要的住房、食品、服装、交通工具、通迅器材等物品以及大众服务业的价格比例。对于组织来说，更关心的是公务设施、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的价格比例。众多个人和组织对价格比例的认定会有许多差异，但是在合作和交换中，通过斗争和妥协可在各自能接受的范围内达成一致。经过全面众多的合作和交换，所有物与物、行为与行为、以及物与行为之间，会形成较统一的交换比例关系，它是普遍联系确定的、被大众认同的在构造社会中作用大小的关系，显示了价值的本质——社会构造力。相对于统一的构造力比例关系，那些作为一般化来源的个别关系就是价格。价格显示人与人合作的具体作用。
据此，已能够推断出商品生产和服务性行业中利润的来源。众所周知，关于利润的来源与价值一样有多种观点。劳动价值论把利润定义为资本家向工人剥削而来的剩余劳动，边际效用论则认为是产品的换得量被“饥渴”的需求者主观判大了，以至超过成本。现在已知价值的本质是社会构造力，那么，利润则是寓于产品的构造力大于寓于成本的构造力之差额。
社会的构造，是一个不停息地运行的过程，我们如果在任何一个时段上切一个横截面观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的一幅图画：先前的构造行为带给构造参与者的价值，一部份供自己消费，而另一部份暂时搁置，作为将来构造的资本。这些扣除成本的构造所得就是利润。对于一个保守的社会来说，前一次的总构造关系和后一次的总构造关系基本相同，前一次构造得来的利润作为后一次重复构造的成本。比如：农民一年中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以外，其余用来换取第二年用的农具、肥料等生产用品，第二年又生产与第一年同量的粮食，以此类推，不断反复；其他生产部门也同样地循环生产。而对于一个锐意进取的社会，用于未来构造的利润中，有一部份会被作为开发新产品的资本，使社会构造出现调整，扩大构造关系，提高社会总价值量。这是利润最积极的功能。
发展进步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它体现于科学文化的进步，财富的增长，实质上就是社会构造力的增长。这个增长来源于人们构造社会的活动，构造活动的最优化，是建立民主自由的经济，它的全社会协调机制便是民主政治。专制主义者总爱管头管脚地规定文化的内容，对民众别具一格的开发创造不屑一顾；面对自己那呆板、残缺和落后的文化体系，只会错误地哀叹人才奇缺。殊不知恢宏的篇章、精美的整体，常来自于不受政治限制的微小创意；人才的形成同样依靠综合素质的培养，积圭步而成千里。消极的限制损毁了全方位发展的综合力量，小零件的瑕疵会耽误整部机器的运转，劣质橡胶垫圈曾充当了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罪魁祸首。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铆足劲的专制文化，永远赶不上轻松民主的力量。只有文化产品的广泛开发，构造社会活动的充分自由，价值才能被最大化地创造出来，社会才能恒久地蒸蒸日上。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世界的真相——第五章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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