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明報月刊
   有一張典型的中國老人的臉
   題目是“上訪者的現代版竇娥冤”
   

   在美國紐約時報駐北京攝影師杜斌的鏡頭下
   我看到的是幾張死者未能入土為安的不忍
   
   吳永軍，
   死時二十一歲，
   生前當保安，跟一個女孩談戀愛，
   後來女孩家人稱：他做錯了事，以服毒自殺來謝罪．
   但根據法醫鑑定報告，
   他是死於他殺．
   案子未結，
   但所有證物因警方保管不當而遭毀滅
   
   永軍的父母吳遠澤及卓奎香就砍下了兒子的頭顱，
   到北京伸冤．
   杜斌說他們輾轉三十多次上訪，
   每次拿出用兒子的血衣裹着的頭顱控訴時
   吳遠澤的慣性動作是手捧兒子的骷髏頭
   雙膝跪地一言不發
   卓奎香則低聲呻吟着兒子的名字
   
   但，
   信訪辦從未“高看一眼”．
   
   而1987年
   清潔工于振洋的妻子被警察傳訊後
   死在離派出所十五半遠的男廁坑池中
   法醫稱是自殺溺死
   但于振洋卻怎也想不通
   為何妻子的屍體上有多處傷痕
   
   警察多次上門催促火化屍體
   令他懷疑妻子是被謀殺的
   遂以食鹽將她的屍體醃着
   悄悄埋到山林內作為證據儲存
   
   從此，他每週到秘密的埋屍處撒食鹽及澆鹽水．
   
   當前一段日子
   看第一個在文革中被打死的北京校長卞仲耘的記錄片時
   我為四十年前的歷史悲傷
   而今天
   捧着2006年11月的明報月刊
   捧着別人的故事
   捧着慘不忍讀的相片
   
   我，我們，
   可以怎麼為中國禱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