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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是推行民主政治的绊脚石（上）
我想写这个内容已有很多时日，由于忙于事务，忙于底层民众维权，一直耽搁下来，现在看了东海一袅兄的一篇篇宏论，看来是不得不写了。东海兄跟我是朋友，我们同仇敌忾，志趣相投。看来，对儒家文化，我们的看法有分歧。
儒家文化主要倡导“仁”和“礼”思想
殷人与周人思想中的“仁”和“礼”都不必细说，孔子思想主要倡导“仁”，这个“仁”又包括“孝忠”与“恕”的思想。比如，他的学生宰予，认为父母死了而要服丧三年，不免太久，是不是只服丧一年就够了？孔先生感到宰予这是不孝，便骂宰予为不仁：宰予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子曰：予之不仁也（《论语、阳货》）。
本来孔先生这样说，是要维持周氏族的统治，首先就得团结周氏族，巩固周氏族。怎么团结与巩固呢？只有在氏族中讲亲亲和孝。凡周氏族中人，不论是当要的或是没落了的，大家都讲“亲亲”，都不忘怀氏族，都对氏族的祖先行孝道，这氏族岂不就团结与巩固了吗？象周巩简公与单献公，都舍自家的亲属不用，而好用外族人来参政，在孔子看来，这都是不对的。孔子曾这样说过：在位的诸君子，都能笃爱自己的亲属，用人方面，对故旧无所遗忘，这样，自家团结得很紧，奴隶们也就没有罅隙可寻，自然会趋于厚道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所以，“孝”是一切行为礼仪的最低起点。
孔先生的“仁”包含着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按他说的：“爱亲之谓仁”。比如，微子、箕子和比干三个人，都曾是纣王的好臣子。他们见纣王无道，微子忧愤地离开了，箕子急得无办法，只好装疯卖傻，去做人家的奴隶；只有比干，不顾一切地进行诤谏，结果被杀。他们仨人的举动虽然各有所不同，但对纣王来说，都是很忠直的表现。对于这种愚忠，孔子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们说：“殷有三仁。”（《论语，微子》）。
“忠君”思想，是孔先生“仁”的主要观点之一，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人民、大夫、国君都对天子履行“忠”道：“礼乐征伐，自诸候出”《论语、季氏》；“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论语、季氏》）；“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论语、子张》）所以，孔先生努力倡导“忠”，号召一些怀有“异心”的人都能归顺起来，履行“忠”道，这样来恢复那被紊乱了的社会原有的秩序。
“克已复礼为仁”是儒家文化的主旨
孔先生的“克已复礼为仁”集儒家文化之大成，这个“礼”是“仁”的集中体现，也是“仁”的升华。“克已复礼为仁”，用现在的话来说，说是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动，回复到原有的礼制范围之中去，这样，才叫“仁”，象季孙、孟孙先生，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约束自己的行动，所以把礼制破坏得干干净净，这就没有达到“仁”的境界。《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臼季曰：“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又如，《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闻《祈招》之诗，不能自克，以及于难。夫子闻之，叹曰：“古也有志，克己服礼，仁也。
当孔先生的学生详细追问时，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就是告诉人们，说、视、听、言、动都不要超越礼制的范围，这才是“仁”。孔先生为了防止从一级复一级对上超越礼义现象的出现，从而破坏原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秩序之改变，又对“礼”进行了深刻地规定：“夫礼，天子爱天下、诸候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从“士爱其家”上溯——大夫、国君和天子，思想与言行都要在“礼义”的范围内，如果超越了，那就是大逆不道。在这种理念下，不致因统治者侵夺与荒淫而加速制度的改变，并且是不能改变，这就是“礼”的主旨。
孔先生认为，礼节仪式也是一种不可动摇的根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宝。有了这些根基与法宝，才使贵族、平民、奴隶都各自固守自己的名份，不相逾越。只要大家自觉的甘心于现状，安份守已，不去追求他名份不应有的东西，好比说，奴隶如果不去妄图追求他名份不应有的自由权力，平民如果不企图去追求他名份不应有的政治权力，社会就会永远和平，这就是“和谐社会”的标准。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为行为，仁系观念，是族有的制度不不可动摇的，人们若有“不仁”言行的话，对古老传统的礼制不是破坏殆尽了吗？
孔先生的仁，本不是抽象的理念，而具有浓郁的“情感意味”，“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又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礼之用，和为贵。”这里的“仁爱”：一是“欲仁”，二为“好仁”，三是“乐仁”。“欲”，含有明确的目的，是知性的，功利性的，欲的背后为意志。“好”，喜好，表现为对事物攫取的态度，如人之好色、好食。
孔先生的“仁爱”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博爱”，而是爱有血亲关系的人。他说：“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他将血亲关系的爱推到整个社会。这种“仁爱”，就是强调等级之间的爱、血亲的爱。君主对官吏、贵族对平民，就要拉开挡次，不能平等地爱了。
为了阐述仁爱的思想，他将人分为君子与小人，他希望人人都做君子，这就达到“仁爱”的境界，因此他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他又说：“君子易事而能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也就是说，他所倡导的“爱亲之谓仁”，只要求“君子”与“君子”之间的“爱”，至于“小人”与“小人”之间，就谈不上爱了，“君子”与“小人”之间，更不存在爱了。这种狭窄、自私、复古的思想，远远背离了西方国家倡导的博爱、平等与自由的思想理论。
在孔先生看来，人们已习惯于这种传统的礼制，任意改变这种结构都是徒劳无益的。孔子的仁爱礼义的思想告诉人们，可以办到用血腥镇压手段所办不到的事，能够使社会恢复到十二世纪时那种贵族的乐园时代。
孔先生与苏格拉底一样，一生没有亲自写下任何著作，在孔先生逝世后，他的门徒把他平日的言论，摘要的记录下来，名为《论语》。
儒家文化是独裁、专制统治者的护身符
孔先生的主要著作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在这几部书里团团打转，乐此不倦地进行研究。所谓中华民族的思想学术著作，在二十世纪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对这六部书的研究和“开发”；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这五部古书做批注，或者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的人。大家互相抄录，引经据典，著书立说的书籍随着时间而越增越多，从幼年到满头银发，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子。
为什么在这个圈子里不能自拔呢？有一些知识分子并不是不想跳出儒家文化进行其它圈子的研究，而是当权者不允许你跳出这个研究的圈子。因为跳出这个圈子，就意味着背叛，就要被打成煸动颠覆国家政治罪——文字狱的牺牲品。
公元前三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学术思潮相对来说十分活跃，儒、墨、道、法处于鼎盛时期，都希望君主能够接受并推行他们的思想观点，尤其是儒、法两大派系，相互对抗。
法家与儒家不同。法家向君主解析社会利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君主们又怕又爱，不得不给予一定的权力。而儒家只谈仁义，“君子不谋其利。”并且，对君主大拍马屁，歌功颂德，使君主们在非常舒服的精神状态中心甘情愿地任用他们官职。
尽管嬴政大帝采纳了李斯先生的建议，进行了一次焚烧儒书的事件，儒家学派对嬴政大帝恨入骨髓。但是，一百多年后的公元前一四0年左右，刘邦的第六代传位者刘彻大帝确定了儒家学派的真正地位，这就是历史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
儒家文化强调的仁爱礼义，几乎每一次都帮了改朝换代统治者的大忙，为他们维护专制秩序铺平道路。
就拿刘邦来说，他当了皇帝后，他的那些有功之臣——元帅、将军们，都是当初与刘邦一起在黑社会里混际的孤朋狗友、流氓无赖之徒。在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家里一样肆无忌惮地山吃海喝，无拘无束，喝醉了就拔出随身佩戴的刀剑挥舞，乱坎宫殿里的柱子。潜伏着种种危机。刘邦先生虽然也知道应该改正，但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这时候，儒家学派的思想大大地派上了用场——正好投其所好。儒家博士后级的叔孙通（走投无路之际投降刘邦）先生就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记载了这个过程：叔孙通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问他：“得无难乎？”叔孙通答道：“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夏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刘邦说：“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叔孙通请了三四十位博士级以上的儒学专家，连同自己培养的研究生、硕士（门徒）一百多人，共同拟定规章制度，一个多月后开始贯彻执行。到了长乐宫落成大摆宴席，群臣朝贺，正式启用这叔孙通制订的法律法令（当初叫“朝仪”）：文武大臣们在礼仪官的引导下，按照级别顺序入殿，然后听见司仪官一连串地高喊：“皇帝驾到……”，刘邦在众警卫的护送下，坐着特制的“辇车”威风八面地缓缓而来。台阶下的文武大臣任何人都齐声跪下，不许挺直脊梁，葡萄着身子，再仰头上看，按照官职一一念诵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祝贺之词。最后，纪委检察官（御史）出来，把动作不规范的文武大臣赶出宫外，指控其违反了党风党纪（失仪之罪），提出处理意见——警告、记大过或停职等等（但多数情况下，都是罚款了事。）这样几场整顿党风党纪会议（朝仪）下来，没有一个大臣敢再放肆，包括刘邦过去做流氓恶棍时结下的把兄弟，都对他毕恭毕敬。刘邦大喜，他这才感到当皇帝的尊严与威风，立即擢升叔孙通为祭祀部长（九卿之一的奉常），赏黄金二百五十公斤，叔孙通被后人誉为“汉家儒宗”。叔孙通弘扬了儒家文化，他的研究生（门徒）也都一一升官发财。从此，在儒家最得意的党纪政纪（朝仪）规范下，刘邦跟他过去一起打天下的哥们儿隔开远远的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膝地而坐班今道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独尊儒术”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
不难否认，叔孙通“弘扬”了儒家文化，第一次将“礼乐”的观点发展到了极限。在他之后七十年左右，儒学博士董仲舒在他的万言试卷中，攻击其它学术都是“旁门左道，歪理邪说。”他建议：“凡是不在《五经》之内的著作，以及非孔夫子先生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废除，不得流传。”他说：“《春秋》讲大一统，这是千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现在作老师的各执不同的学说，普通人各有各自的见解和言论。百家各有各的要旨，互相参差抵牾。因此使统治者无法完整地统一起来。而且如果老是变更学术观点，臣下民人将不知所守。因此，我认为，凡是不在礼乐射御书数之内，不属于孔子的学说的言论，都杜绝其兴起的根源，不要让他们与儒家争道。这样，邪谈怪论便会灭息，然后天下便有一致的条例准则和明晰的法令，人们便知所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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