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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
中篇小说 《领袖》，又名《毛泽东在文革中》
序言
这是一本注定了要引起争议的书。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作为一本文学书籍，尤其是一本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书籍更是这样，因为，在政治领域里，在涉及到权力与社会控制的这一领域里，总是吸引着最多的人们的关注。而人们对于政治与政治家的评价则一定是五花八门的，或者稍有差异，或者根本不同。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物，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他也是一位占据着重要位置的人。可是，对于这一个人的评价却存在着最多的分歧。总的说来，存在着二种或三种评价，正面的，负面的，或正负参半的。我知晓人们对这位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在人们对其作出的众多的评价之中，我对这一个人的评价，我想我只能是属于对其作出负面评价的人。我无法改变我的观点，我也不想改变我的观点，纵然，此种评价会给我带来一些人的攻击也无所谓。我坚信，我只要秉持着正义的信念，而且，我并非是在用陈旧的政治理念与历史观来看问题，那么，我所得出的结论，恐怕再错也错不到哪里去，至少比那些标榜自已是永远正确的人们与势力要好些。
现在，我似乎无须去查阅厚厚的字典，以明确“领袖”这个词典含义。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说法，“领袖”一词大多是指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而且仅是指一类特殊国家的领导人，这一类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因为民主国家决没有“领袖”这种东东。
领袖自然也不都是消极的，领袖常常与独裁有关，但并非与独裁同义。我这本书里的领袖则不幸地与独裁不但同流合污，而且二者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我之所以用领袖来命名我的这本主要是描述我国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小说，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称呼这个人为领袖，这个人的名字大家应该都懂得，他就叫作“毛泽东”。
我并不试图复原历史，事实上，我即使想那么做，我也做不到，因为历史从来只是人们眼中的历史，而不是本来的史实，对于艺术来说就更是如此。
我并不打算用历史遗落下来的各种原料来拼凑我的这本书，那样做是历史学家的事情，而我知道，我不是历史学家。如果，在此书中出现了与本原的史实不一致的东西，那由我来负全部的责任，我已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负此种责任。
如果，有谁要问我写此书的目的，我只好告诉他，一般说来，从书中就能够得到答案。
一
领袖站在那一个著名的城楼上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我不知道，那种人们司空见惯的描述是不是符合事实？对于那个年代乃至从那个年代向前向后延伸的整个共产党统治时代的见诸于公众的许多信息，我是持深深的质疑态度的。我之所以持这样的态度，原因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把真实性的要求贯穿它的整个信息披露制度中去。它总是进行严格的信息控制、筛选、封锁与置换，直至弄虚作假，欺骗公众，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统治。
领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庞大的身躯在官方摄影师的关照下更显庞大。当然这显然是为了官方塑造伟大领袖形象的需要而精心安排的。领袖身穿绿色的军装，臂戴红色的袖章，一只长长而粗壮的胳膊伸向蓝天，伸向常人不可见的地方。领袖宝相庄严地站立着，那颗比一般人的头颅确实要大一些的头颅从照片上看来似乎确是一颗巨人的脑袋。从这只奇特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脑袋里流出过不知道多少与众不同的思想。有的精辟有用，有的荒诞无稽，有的可以流之久远，成为人类的不朽的思想宝库中的有用的东西，有的则臭不可闻，是十足的偏见。领袖的脸面上的皮肤似乎是黑红的，这可能与这个人喜受晒太阳与游泳有关。此外，眼角的皱纹也是明显的，与他的年龄是一致的。无论怎样夸张吹嘘，都不能抹去时光留在一个人身上的印记。在这方面，人与树木是有些相似的。树木的中心横断面有年轮，而人则以皱纹等来表示其年龄的增长。
领袖十分高大的形象几乎等同于甚至高过了城楼，这是从我们看到的画面上判断出来的。一切都是为了表现领袖的伟大。其实，我去过那座城楼，在那样高大的城楼之上，无论是怎样高大的人类，站在那里总不免显得矮小，就算是当代的篮球明星姚明站在那儿，我想也决不会让人产生比城楼更高大的感觉，因为人与城楼相比，毕竟还是显得很渺小的，但是，在官方拍摄的领袖在城楼上的照片之中，二者的比例却正好相反。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那样地凌驾于亿万人之上的活佛，不要说高过了一座城楼城堡，就算是高过了千万座城楼城堡又有何令人惊奇之处？对于在一场罪恶的造神运动之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而言，他是至高无上的。他不但高过了所有人，他高过了一切。他是天空，甚至是太空。
“毛主席万岁！万岁！”不绝于耳的呼喊声从广场上传来。这是数十万年轻的中国人在叫着、喊着。他们肆无忌惮地叫喊着，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他们张大了嘴巴，拚命地从口中喊出声来，同时身体不停地跳跃着、抖动着，他们的双手挥舞着弹动着。这是一幅真实的图画，这是真实的图像在我头脑中的复现。我不怀疑这图像的真实性，这与我质疑那个年代许多通过人为的手段处理过的新闻信息不同。在这里，生活向我们展现出一种让人惊讶不已的真实。这种真实产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红潮滚滚，一场可怕的政治瘟疫流行开来，而那个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人却正在享受着无数人的欢呼。这样的欢呼，古代的皇帝享受过，但恐怕在程度上没有这样热烈。这样的欢呼，斯大林、希特勒、萨达姆、金日成、齐奥塞斯库享受过，而金正日、卡斯特罗们还在享受着。
川歌站在历史的时空里。他默默地观望着、聆听着。他在广场上飞来飞去。他忽而飞到城楼上，忽而又飞到广场上的地面上。他飞到城楼上是为了看清楚此时站在城楼上的那几个人，那一群人之中最主要的几个人。毛泽东，这个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的制造者，一个真正的罪魁祸首，此刻，他正在城楼上向着他的拥戴者—那无数可怜的青年们—挥动着手臂。他的机械一样挥动着的手臂—象一枝吊车的悬臂，在那缓缓挥动着的手臂的顶端是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恰如吊车吊着的一个物件。领袖神情淡漠，不动神色，只是机械地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应和着他的支持者。这种形象与他作为神祗的形象要求是相吻合的。神总是这样的，神秘而让人捉摸不透。此刻的领袖在想着什么？无人知道。川歌对于未知的事物有着无限的好奇心，现在就象他孙家的神话祖先孙悟空一样，他为了探索未知的东西，一狠心，钻进了毛的大脑。结果，他通过分析毛的大脑细胞中的电信号，发现了毛那一时间段内心真实的思想。当时，毛的意识之流是这样的；
多么好呵！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一切正在按照我的意志我的要求进行着。我所创意的这场革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样的革命要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封资修的东西。具体地说是，第一，是封建的东西。让那些帝王将相统统滚蛋吧。时代不同了，他们再也不适合时代的要求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世界是人民的世界，是领袖领导下的人民的世界，因此，是领袖的世界，因此，是我的世界，毛泽东的世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已成为现实。苍茫大地，我主沉浮。我，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在主宰着一切，主宰着中国，我还要主宰世界，但是，我恐怕力不从心。中国人愚蠢，他们民智未开，冥顽不化。他们听我的话，真心地拥戴我，这当然也是我及我党长期教化的结果，此外，他们不听我的话也不行，不听话，就吃嘴巴，就要被打个稀巴烂。我是什么？我是毛泽东，世界上最伟大的巨人，我的能量是巨大的，是那在戈壁滩上高爆的原子弹。在我的威力之下，整个旧世界将被摧毁，而一个新世界将会产生。其次，我们要抛弃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那是些什么东东？资产阶级也算是历史悠久，可是，他们又给了世界什么东东？我知道，无非是自由人权民主博爱法治等等，我不需要，我要的是，这可不能对外人言，我们伟人都知道，不是什么话什么内心的想法都可以示之于人的。当然，我在我的大脑里说说没什么关系，我是不会让人知道我内心的真实想法的。要知道，我毛泽东的城府是很深的，哪象那些浅薄无知的东西，象什么高岗、彭德怀，还有现在的刘少奇、邓小平之类的人，他们没一个比得上我。我要的是个人的威权，我的永不可被摇撼的统治者的宝座。我死也不会放弃我吃尽辛苦打下来的江山。我要的是万民的服从，属下的膜拜，我要的是我的意志畅行无阻，反对我的人一律被压制，让他们闭口，或者就让他们永远消失。我的革命，我的世界，我的人民。再次，还有修正主义，那是苏东集团的玩意儿。他们跟西方资产阶级没多少差别。他们背弃了马列主义，不要革命了。我可不愿意那么做，我要的是革命，革命，革命，专政与革命，革命与专政。我的世界，我的天下，哪怕让天安门沉入到黄河里去。我的意志坚不可摧。革命，前进，永远革命。领袖一边挥舞着军帽，一边在心里面同样是声嘶力竭地叫着，可是却没有谁听得见他内心的吼叫。大概是他站得太久了。他身边的周恩来—那个对领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的人—对他说；“主席，歇歇吧，您累了。”一边说，一边让工作人员搬过来一张靠背椅。这样，领袖坐下了，他的硕大肥胖的身躯落到了椅子上，以至于让受压不少的椅子面吃了一惊。椅子面低声地咕噜道：这可是一个奇怪的少有的家伙，这么大的份量，这么沉重的压力，真要把我压坏。如果压坏了我，如果我的那些椅腿兄弟也被压坏的话，那就非把你这沉重无比的家伙摔倒地上不可。伟大的领袖可没听到他屁股下面的唠叨。他倒是听到了他体贴的属下的建议，而且也听从了属下的建议。领袖坐下来，用他那特有的慢条斯理的湖南话问道：“恩来呵。”周恩来赶紧上前站到领袖面前：“主席，我在这里。”领袖漫不经心地说道：“我知道你在这里，我也知道是谁给我搬了这张椅子，这里除了你周恩来这么细心体贴，还有谁像你这样的？”领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围着他站立着的那些人，川歌看见这些人中有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在领袖锋利的目光的逼视下，那些人显得有些惊慌，至少是很不自在。林彪讪笑着说：“是呵，是呵，还是总理周到，还是总理周到。”江青不服气地咕哝道：“我不也想到了吗？我也知道主席累了，要搬张椅子给他坐，可是我却找不到一张椅子。他周恩来就象王熙风似的控制了一切，让我们连一张椅子都找不到。”领袖似乎听到了江青同志的咕哝，也许是没有听清。领袖的耳朵这些年来也渐渐地不太好用了，耳鸣是常有的现象。也许是打仗打多了，或者是自已惯于发号施令，震天响雷，结果自已的身体也受了影响。领袖把他的警觉的目光转向江青：“江青同志，你在说些什么？”江青答道：“我在说，主席，也不只是总理一个人关心主席嘛！”那神情有点象一个撒娇的小姑娘。周恩来赶紧说：“是呵，是呵，主席，大家都很关心您，关心您的健康。江青同志尤其关心您，她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其他的人也赶紧应和道：“是呵，是呵，主席，我们都爱戴您，关心您的健康，您是我们的领袖、老师、总司令、统帅、舵手、老板、掌柜的。”这老板与掌柜的可不真是那些人说的，而是凑在那些人中间的那个叫作川歌的诗人说的，当然，那些人看不见川歌，正象《西游记》中的魔怪看不见孙悟空一样。“嗯，”领袖满意地点点头，他看到心悦诚服的臣属，看到他们都象众星拱月一样围在自已的面前身后左右，但不是围攻而是拥护爱戴。领袖的眉头、双眼、嘴角都象山缝中流出溪水一样流出了愉快的微笑：“好，很好，这样就好。大家相互关心，团结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就能做成一切大事，就能够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领袖说着又习惯地伸出他的巨人之手，可惜因为坐在椅子里，手臂伸展不开，所以只好弯曲着伸出一段后再回收过来。“对，对，对。”大家一起应和着。忽然，江青怪叫了一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声音大了点，大家都吓了一跳。领袖有点不满地向江青看了一眼，也没说什么。说实话，这一声叫无疑是有点奇特，虽然广场上人山人海，呼声震天，但那是民众在集会，那是人民—那一群无心无肝无头无脑的人们在发狂似的热病状态中宣泄着低劣的政治激情，但是，城楼上却是相对安静的。在相对安静中的一声高叫当然奇特。如果把领袖置于民众的欢呼声中一段时间，那么，领袖也要被那种震耳欲聋的噪声弄得精神病大发的。领袖是有风度与修养的。哦，不能说修养，刘少奇才说修养，我们正在批判他。那个倒楣的家伙就要完了。在我掀起的怒潮中，他就要遭遇到真正的灭顶之灾了。谁叫他有那么高的声望呢？一山不容二虎，他连这个古老的至理都不懂，还配做什么领导？跟我争什么大权？我是属蛇的人，我可不缺蛇的灵敏、凶猛，至于狠毒，我也绝不缺乏。当形势需要我向我的敌人展露我的毒牙的时候，我不会含而不露的。唉，这么长时间了，不是太无聊了吗？我该去干些别的什么事情了，那些年青人还在使劲儿叫喊着。让他们叫喊吧。他们年轻，有的是力气，让他们喊得越响亮越好，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全世界都听得见其声音的地方。我要把我的革命推向全世界，在这广场上的造势是少不了的。可是我累了，我毕竟已经七十三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的生命已经经过了足够长的时段。按照人类至今没有弄得清楚的原理，我们身体的退化衰朽是无可避免的。我读书甚多，思考颇勤，自然知道这一点。回去吧，把那些娃娃扔在广场上，由他们去吧。于是领袖向他忠诚的部下发问道：“恩来，活动什么时候结束呵？”领袖是聪明的，他也必须依一定程序规则办事，而不能在一切问题上为所欲为。同样聪明的部下马上答道：“活动马上就可以结束了，请主席起程回去。”周是知道领袖累了，领袖一整个上午用了很多的时间在那里挥呵挥呵，一定是已经很累了。那种简单的动作表演起来本来不算什么，可是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去做就不同了。领袖缓缓站起身，然后，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慢慢地走下城楼，而在他的身后，仍是百万人经久不息的呼喊。诗人川歌则在空中逡巡着。作为一幕重大历史剧的观众，他观望着，叹息着，愤怒着，但却无可奈何。一九六六年，他六岁。他无法有所作为，他有的只是一双孩子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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