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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2006年首次赴美部分照片与记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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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3月28日与严家祺（左）徐水良（右）合影
2,3月29日与刘国凯合影
3,3月30日与薛伟和胡平摄于《北京之春》编辑部
4.几帧泱潮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个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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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月28日与严家祺（左）徐水良（右）合影
2006年3月24日中午12:30分,乘AA171航班,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
行前,申奇胞兄傅申平君,来过电话,说他和申奇可以开车来接我,并安排我的住宿等事。定票后,考虑到申奇事忙,我自己又是第一次去纽约,说不定还会常来常往,而自己没有汽车,又不懂英文,不会英语,得学会自己认路坐地铁,所以,就请现在正赋闲在家的徐水良先生来接机,嘱咐他不用找车, 请他带路,乘地铁就好。
回忆1981年4月4日,我在南京火车站被绑架,一个星期后,开始了对全国民运骨干的大逮捕,水良兄也于4月26日被捕。之前3月底我们曾数度见面。一晃,整整25年过去了,他那时还没有结婚,正在谈恋爱,现在儿子都大学毕业了!
在参加完［法轮功］的既定活动后,我3月28日凌晨两点钟从华盛顿回到纽约。
上午,水良兄告诉我,严家祺先生已经知道我来纽约,特意请我们当天中午1点钟去他家吃饭。
随即就由水良兄来带路,前往严先生家。
出得地铁,我远远看见家祺先生正在向我们挥手,我赶忙跑过去,不禁和他紧紧拥抱!
原以为那就是他家附近,岂料,又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他的家!
原来,家祺先生已经出来迎候了好一程!
这不禁使我想起1981年3月初,在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坚决取缔和打击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通知》下达后,我去家祺先生家。9号文所引用的被认为是危及中共的“反革命”言论,几乎都是我《特权论》的语句。离别时,家祺先生送了我很长的一段路……
这一送一迎,包含了多少深情!包含了多少笔墨难以写出的文字!令我深为感动!
家祺夫人高皋大嫂,烧得一手好菜。我早在1979年就多次品尝过她的厨艺。她曾经在贵州工作过,她做的菜,很合我的口味,以致我都把她当成了贵州人。这次又领略了她精心烹制的菜肴,此刻写这篇回忆短文,似乎还余香在口!
家祺先生和高皋大嫂一再感慨:“还记得陈尔晋来我们家、送给我们《特权论》时,还是一个小青年……”
在这流亡者之家,吃饭时,主人坚持要把一把最好的椅子给我坐；合影时,亦非坚持让我在中间不可……这些事情虽小,些微之处见真情,关爱珍重之情,溢于言表,都令我十分难忘!
那天不仅享受到了高皋大嫂精心烹制的美食,而且,正因为一别将近30年,人间沧桑,变化巨大,有说不完的故事,中饭后,四人海阔天空,交谈了广泛的话题。
尤其感人的是,家祺先生深刻理解我一生为理念奋斗,很少照顾自己生活的弊病,特意向我殷殷介绍了很多养生之道!
在对当前民运工作的问题上,我也谈了我的一些意见和看法,例如:民运没有旗帜没有整体力量的凝集和展现、一盘散沙,是不行的……台湾问题是中国大陆政局的一个变数……民主运动必须信守和坚持“主权在民”的原则,在台湾问题上做中共的应声虫或者是采取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政策,都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邪恶本质是【无神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当前中国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时候,是唤醒民众和中共党政军队伍,反对中共暴政的利器……法轮功的出现和崛起,是当代中国一件大事……对宗教问题要学习要了解,对自己没有深入研究的问题不了解不学习而轻下断言和结论,是经不住时间和实践检验的……
家祺先生知道我在致力于宗教研究,便向我推荐了《人的宗教》一书,说附近的［世界书局］只有这一本了。于是,我们三人同去书店。未曾进书店门,家祺先生就与我约法三章:书钱他付,要我千万不要和他争着付……
结果,他又买了《神的历史》、《神的名字》等几本很有深刻见地和学术价值的新书送给我。
晚饭后,又谈了好一阵话,直到怕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才赶忙告辞。临行,家祺先生又送了我一些书籍和一包精制龙井茶等,依依惜别。
照片是在家祺先生家的阳台上,由高皋大嫂拍摄的。
2,3月29日与刘国凯合影
早在获知我准备赴美之际,国凯兄就发来E-MAIL,表示欢迎。
3月29日下午,国凯兄百忙之中,推却了其他安排,驾着他的丰田坐骑来接我,一道去纽约法拉盛上海滩餐厅晚饭。
国凯兄为人朴实,很能令人产生信任感。
我们边吃边聊,当然离不开他潜心研究了多年的“人民文革”话题。
国凯兄以详实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提出并深化了“人民文革”的概念,对于中共官僚特权阶级的“浩劫文革”说,当然是一个挑战！这不仅对恢复和全面认识“文革”历史真相,说明在“文革”没有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那一小段日子里,中国老百姓曾经一度从中共17年的残酷专制奴役下松了一口气, 获得了有限的解放,而且,对于今天帮助人民认识到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对于今天帮助人民找到反抗中共暴政的武器, 无疑大有好处,大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
毫无疑问,“四大”这个可以打破中共“舆论一律”“新闻封锁”、曾经令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十分头痛和害怕的武器,虽然是一个原始武器,根本不能和互联网相比,但是依然更为贴近、更为适合广大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依然更为方便中国普通老百姓随手就可以拿起来表达心声,揭露和反抗中共专制独裁和贪污腐败暴政!
在根本没有言论自由,根本没有开放党禁报禁的情况下,“四大”显然是一种可以替代报刊表达言论思想看法观点,揭露和批判丑恶的形式,十分有助于实现民众的知情权,十分有利于基层社会的信息公开化——这是“四大”之所以遭到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及其帮凶们极力反对的重要原因!
云南是所谓“文革重灾区”,野战军所支持的造反派掌权直至“四人帮”垮台。我这样的“地主崽子”,能够在“文革”中不仅幸存下来,而且取得一定的成功：实现了“我要读书”的愿望,跳出农门,成了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尤其重要的是,得以在“文革”过程中,看清楚了共产中国和整个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弊病要害,能够在那样一个时代,写出《特权论》,提出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进行刻不容缓的民主革命, 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人民文革”真实存在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
当然, “人民文革”只是反映了一个方面的感受和事实,作为对“文革”的全面的宏观定性,有一定的片面性。
但是, “人民文革”的提法,作为对我在“文革”中具有前瞻意义的、关于 【文革是共产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的全面的宏观定性,比较接近。
我相信以国凯兄为代表的【人民文革论】,对“文革”的重新评价,有助于重新肯定中国人民对官僚特权阶级“造反有理”的精神,有助于打破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对“文革”的绝对化否定,有助于推动当前中国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维护人权、摆脱中共专制奴役的斗争!
这张照片是饭后摄于上海滩餐厅的。
3,3月30日与薛伟和胡平摄于《北京之春》编辑部
《北京之春》作为海外民运的一面旗帜,之所以能够坚韧不拔地一直挺立在反对中共暴政的前沿阵地,与《北京之春》经理薛伟先生和主编胡平先生的努力与智慧,是分不开的!
薛伟先生精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次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兼会议室和会客室谈话的时候,先后接到了多次电话。
薛伟先生一边有条不紊地口说手写,一边询问我,为我的活动日程,作出安排和联系。
看得出他已经习惯于很紧凑地把诸事安排料理妥当。
末了,他递给我一张纸。
我一看,上面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好了我所要会见和有时间准备会见或者应当一见的人的名单、电话号码（包括手机和座机）、住址,以至于路怎么走,目的地参照坐标等等,都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我当时不由得在心里赞叹:干才,干才,此真乃干练之才……
早在1979年民主墙时期,还在胡平兄和姜弘办《沃土》的时候,我和他与姜弘,都有交往。在北大校园里,我们曾经席地而坐,侃侃而谈。
1980年秋天,在自由竞选北大所在地海淀区人民代表的日子里,我们接触较多。那时我已经在后来胡耀邦下台后,被王兆国指控为“是事实上的团中央”而遭到撤销了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基于胡平兄一向以来对言论自由的认识和主张,我曾经写过《未来主管宣传工作的优秀人才——北大哲学系研究生胡平印象》的报告,交给张黎群先生,对他很是推崇。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是在当年11月游香山观赏枫叶的活动中……
转眼26年过去了。头天我和他通电话时,他说:“真不容易,您还显得那么精神……”我感到奇怪,问他:“我们还没有见面,您怎么知道我还精神?”他说:“我看见电视了!您穿着一件红色的唐装,的确显得很精神……”
及到见面时,我仅从背影就可以立即认出他来——他的背影依然像当年一样年轻,他的谈吐依然像当年一样,有如涓涓溪流不住流淌……
只不过今日的他,已经算得上是当代大儒了!
我们都为中国坐失了1980年自由竞选人民代表,顺势可以启动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良机,而深感痛惜……
胡平兄送了今年的几期《北京之春》给我,同时,还送了两本他签了名的新著给我,一本是《法轮功现象》,扉页上题:“尔晋兄雅正”；另一本是《犬儒病》,扉页上题:“尔晋兄惠存”……两书内容精当,装帧精美,余甚珍爱之。
……由于时间关系,或者别有意义,其余照片还未及题写纪念文字,容异日补记吧——相信达人义士,志同道合, 友谊定能地久天长!
让我们确立大局眼光,团结起来,为着建立真正的民主新中国,努力奋斗,作出无愧于历史的贡献！
4.以下为几帧泱潮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个人照片,亦不妨存此以为纪念。
陈泱潮E-mail:chenyangchao@hotmail.com
电话：0045－22 17 9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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