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文集：一歲的故事(圖)

車轱辘的故事，沒完沒了，要抻多長有多長，要講多久有多久。可是鄭美妮從不厭煩。她媽媽這麼給她講，先用高八度，“從前有座山”，再用低八度，“山里有座廟”，再換高八度，“廟里有個老和尚”，又換低八度，“講故事”。鄭美妮的表情——極專注地——隨之變化，高八度時，眉毛彎彎，眼睛也彎彎，嘴也彎彎，笑成一朵花兒；低八度時，擰眉，瞪眼，嘴裹成一小團，莊嚴肅穆。她媽媽再從低八度講起，慢慢升高音調，像大陸文革時代的空襲警報那樣，幾個八度升上去一直升到不能再高，就見鄭美妮的表情從明朗、歡樂的一朵花兒，變變變，漸漸笑容收斂，變得平凡，再依次從平凡變得肅穆，變得緊張，變得驚懼。她媽媽再往下降調，降的不能再低，用上胸腔共鳴，鄭美妮的表情就成了恐怖狀。如果她媽媽一狠心，把低沉的聲音加大音量，鄭美妮嘴便又彎了，不過這回是往下咧，要哭了。她媽媽有時不變聲調變語氣，把重音放在不同的字眼兒上，比方先講“從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廟，廟里有個“老和尚”……鄭美妮就把眼睛睜的極大，腳也握成了拳，她極力想弄明白，這是個什么東西。第二遍，她媽媽又換了重音，從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廟”，廟里有個“老”和尚……鄭美妮便繼績瞪大眼，半張嘴，腳握拳，手伸直，邊聽邊想，這又是個什么東西？她媽媽把這二十五個字的故事不僅順序講，有時也拆開講，有時從後往前講，有時從中間往兩頭講，鄭美妮永遠不厭其煩，先是趴著聽，躺著聽，後來是坐著聽，再後來站著聽。她可能在想，這是個什么東西啊！再後來，她忙著走路，搖搖晃晃，搖著搖著，聽見了“從前”的故事，立即站定，轉頭，準備好她的表情，看這個故事。這使她媽媽樂此不疲地講這個講不完的故事。她看故事，她媽媽看她。

鄭美妮常聽一首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里。我問燕子為什么麼來，燕子說，這里的春天最美麗”。和聽故事不同，鄭美妮把這平凡、古老的中國兒歌聽出了她自己的意味，她變得極安詳，自從第一次聽媽媽唱這首歌，她就中止躁動或者哭聲，靜靜地聽著，睡去。以後每每如是。這自然成了她的搖籃曲。鄭美妮的爸爸堅持認為，鄭美妮之選中這首歌做為她生命的初曲，是因為她一分鐘也不耽擱地選擇了她自己不同于同胞的出生地，普林斯頓花園洲，美國。這使她剛一出生，還在產房里，就先得了一項“第一”，六四後流亡者在海外出生的第一個後代。

她來之前，沒打招呼。父母在大陸逃亡，三年之久，她無聲無息；父母脫離困境，登機遠航，踏上太平洋這頭這片大陸那日，她決定來了。父母不信，不能這麼巧，他們原本沒計劃她來。可是醫生問診後，掐指算，搬卡算，就該是那一天她在母親體內報的到。出生那一刻，她血跡未清，哭了幾聲，表示自主呼吸功能正常後，居然咧嘴樂了。從此她笑口常開。甚至睡夢狀態，喚她一聲，她閉著眼睛也要回一個笑；與人對視，先笑的是她；困了，自己爬上床閉著眼拱幾拱便入夢；醒了，拱幾拱，爬起來，第一件事，先沖人笑，再急著喝奶、走路、拉屎、“吃”文化（書、雜志、報紙等）。初次見面的朋友覺得奇怪，問她媽媽“為什么麼她總也不哭”；她媽媽也覺得奇怪，問朋友“她為什么要哭？”另一些朋友很高興說：“看她跟我好著呢總跟我笑。”她媽媽心里明白，鄭美妮跟誰都好跟誰都笑，除了蘇煒家的巴頓將軍。

巴頓討厭人家摸它的前爪，鄭美妮有所不知，初次見面，遠遠觀察了一會兒這毛乎乎的“人”，搖搖晃晃走上前去想表示友好，不料不小心踩了人家的前爪。自從那次巴頓將軍猛然一聲狂吠，把鄭美妮嚇了一個大跟頭以後，鄭美妮一見巴頓，就表現出她對這世界的第二種知覺﹕緊張、好奇、恐懼、激動。巴頓當前，鄭美妮盯著它，又想進，又想退，模樣又像哭又像笑，揮舞手臂，嘰哩嗚啦唱些天書或僵直四肢，大喘粗氣，終歸似是中了魔。巴頓一走，魔咒解除，鄭美妮恢復天性，又成了“ＨＡＰＰＹ　ＢＡＢＹ”。因為這些，那搖籃曲唱來唱去，漸漸演化成了“小妮妮，笑咪咪，一年春天來這里。媽媽問妮妮為啥來，妮妮說，這里春天最美麗”。鄭藐妮喜歡這支歌，臨睡前，一聽到它，便閉上眼，頭靠肩，靜靜搖自己。若是媽媽抱著，便媽媽拍她，她拍媽媽。再往後，她跟著哼，雖然奶聲奶氣，沒有調子，節奏確極準，該換氣的地方換氣，該出聲地方出聲。然後，抱著這曲子睡一個好覺。

和所有新移民的後代一樣，鄭美妮對語言感到困惑不已。她的父母說普通話，保姆講四川方言，美國醫生則講英文。她搞不明白她叫“妮兒妮兒”還是“妞妞”亦或是“瑪瑞”，帶在屁股上的那東西是“尿布”還是“鳥補”亦或是“呆婆兒”（diaper），每日喝的那東西是“奶”，“耐耐”還是“密歐科”（milk）亦或是“夫密歐樂兒”等等。不過這並不妨礙她表達自己。她發明了一套肢體語言（這說明，一切人類語言之前，都用肢體交流）。手摸頭：要吃奶！揪耳朵：我不干！高舉雙臂四處周游：好極了！頭頂地撅屁股：ＧＯ　ＴＯ　ＢＡＴＨＲＯＯＭ！(我要出恭！)手指扒拉嘴唇同時打嘟嚕：為什么？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啦？沒什么，我逗你玩兒呢！

至于鄭美妮的長相，有一日，《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和鄭美妮的爸爸通電話，沒說幾句，扯到出生不久的鄭美妮身上。鄭美妮爸爸情不自禁說：“她長的挺漂亮的。”胡平聽了這話，當下在電話那頭講了個故事給鄭美妮爸爸聽﹕

雞媽媽那天傍晚騰不出空去幼兒園接雞娃娃，就委托鄰居鴨媽媽順路幫她捎回來。鴨媽媽問，是那一個？叫什么？雞媽媽說，你就不用問叫什么了，反正是幼兒園里最好看的那一個。當晚，鴨媽媽給雞媽媽捎回來一個丑小鴨。雞媽媽說，不對呀，不是告訴你最好看的那一個嗎？鴨媽媽感到十分不解，指著丑小鴨說，是啊，我看來看去，就覺得她最好看，才把她捎來的！鄭美妮爸爸放下電話，不以為然。抱起鄭美妮研究了半天，認真覺得自己的眼光很客觀，不過從此只在自己家里夸她。

一歲的故事(圖)
兩嵗鄭美妮（Mary Zheng）

一九八九年，將成為中國歷史性的一年。一九八九年後，大陸中國的另一個歷史性的現象是，相當數量的政界、學界、教育界、文學藝術界、新聞界等各路人物流亡海外。鄭美妮偶然成為這批流亡人的異國後代，這個“第一”當然無可炫耀。但相對于其他中國移民的海外後代，它畢竟成為鄭美妮本人無可擺脫的極強的中國文化、政治背景，是因為中國情懷，美鄭妮的父母成了美國公民的父母。

美國公民鄭美妮將如何確認她是誰，她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這類人生的基本問題？將如何設定自己生活的阿基米德點？

有三個故事，鄭美妮的媽媽遲早要給鄭美妮講。第一個發生在朋友家。一天，中年的母親和受美國教育的十五六歲的兒子同時發現一個動物，在家門前的樹林里徘徊。狼那么大，但不是狼，當然肯定也不是鹿。母子倆都搞不清究竟是什么。猶豫片刻，二人突然同時返身沖回家﹕兒子奔廚房，開冰箱，找吃的，要喂那動物，怕它餓著；母親奔地下室，拎出一個大棒子，要打那動物，怕它咬人。

這是兩種文化關于自然界的兩種觀念，兩種態度。

第二個故事是一位英國移民講的，發表在九零年一本叫做“景觀”的英文雜志上﹕這位移民的兒子有一天在學校學完美國革命史，放學回家。對他的父親這樣描述這段歷史﹕“你們有皇家軍隊，我們只有一幫農民，可是不管怎么說，我們打敗了你們。”兒子當然不會对爸爸說﹕咱們(英国)有皇家軍隊，他們(美国)有一幫農民，可是他們打敗了咱們。因為他認同的是美國而不是英國。可是對自己的生身父親，他為什么不說他們(英国)有皇家軍隊，咱們(美国)有一幫農民，可是咱們打敗了他們？可以想像，這正是父親對兒子言傳身教其母國(英国)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努力使兒子認同英國的一种反結果。

第三個故事是這樣的﹕一位美國生、美國長的中國血統的中學生，高中畢業考試得了第一，臨去哈佛就讀前，接受記者采訪。記者第一個問題的第一句話，就使這個春風得意的半大小伙子感到前所未有的震動與困惑，頓時發獃失語，不知該如何作答。

記者是這么說的﹕“作為一個中國人，你對自己的成就做何感想？”小伙子的家庭已全然美國化，父母雖是中國人，但都進入了美國主流社會。三個人即便在家也說美國話，吃美國飯，按美國方式行事度日。沒人給小伙了灌輸遙遠東方那片土地的任何信息。中國，在他意識里不過是個地理概念。他從來也沒認為他不是美國人。據統計，十九世紀出到二十世紀初的歐洲移民與美國同化，始于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是美國的亞洲移民時代。對亞洲移民而言，除非改變血統，否則，認同美國是一回事，美國認同他們是另一回事。原因很簡單，除了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還有人種的巨大差異，他們的面孔和皮膚刻著，他們是外來人。但是，一旦改變血統，等于改變了“根”，認同的問題也就不十分重要了。所以亞洲移民的第二、三代，至少要面對兩次重要的選擇，更艱難的是第二次選擇，認同美國而得不到美國認同後的選擇。這其中，必然有情感代價的付出。據說，那次埰訪後，小伙子開始發奮學習中文了。

鄭美妮的父親在女兒出生的那天，為女兒收藏了一份當天的《世界日報》，希望她長大以後的某一天，閱讀這份報紙，了解這一天這個世界都發生了什么。他也許有信心，女兒將來一定可以讀中文。但也許，他根本沒想到，生長在美國（而且因父母八九六四政治背景，回不了中國）的女兒可能根本不會讀中文，或者，沒有興趣通過這些陌生的文字了解她對她來說已經陌生的世界。

鄭美妮一歲了。寫下它們，是為紀念。

1994年10月於普林斯頓

(原载《天下华人》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