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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囚们（二 “川姑”）
川姑是四川人。1989年二十岁。生有二子，嫁有二夫。一个男人在南方她的家乡，另一个在北方的石家庄。她被迫嫁给南方的丈夫，日子过的没精打采。就跑了。在北方谋生中遇上另一男人，情投意合，就嫁给了他。川姑就此摆脱中国大陆人生的所有束缚：没有户口，没有结婚证，没有档案，没有组织、单位，没有身份证，没有粮油供应证，当然也没有固定收入。她真格的一无所有，逍遥得似神仙。娃娃一出生，邻居们认可了这门亲事，等到第二个娃娃出生时，邻居们干脆不记得她是“黑人”这回事了。
一日，她到太原倒买卖，住在某旅馆。在餐厅被一个强人盯上了。这人竟敢半夜闯入她的房间对她非礼。她怒不可遏，趁次日早饭时间，溜进那男人房间偷走了他的两千元人民币，以做报复。她认为她和那强人至此打了个平手，大不了那人发现钱丢了再来找她算帐。她料定他不敢报案，否则她就告他强奸罪。
她犹豫片刻，决定吃过早饭再脱身。在餐厅里，她被捕了，顺顺当当进了局子。
赃款已退还，人却关着不审也不放。她不敢抗辩，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身份。重婚罪，自知不经查。从进来那日起她就打定主意：忍。初以为大不了拘留，十五天；继以为顶多不过拘役，三个月。三个月过去不见动静。那么是半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半年过去仍无人问津，她几乎没怎么进过审讯室。那日她从家出门时，大儿子三岁半，说妈妈你回来给我买一个玩具汽车。小儿子不到两岁，搂着她脖子不撒手。她跟男人说，她一、两个星期倒完了生意就返回。说完就走了。一去不复返。七八个月过去了，还是不放人，也不审讯，看来连判刑都遥遥无期，不可企望。她咬住牙关，往一年上打主意。谁知一年过去，什么都没改变。好象她被遗忘了。
公安局会遗忘她吗？那个强奸她的男人跟公安局是什么关系？给了警察多少钱？她不懂她有申诉的权利，至少，她应该是能够催问的。她祗是问来回经过囚室的看守她的案子怎么了。看守的回答从来都是“不知道！”
八九年七月，我作为政治犯被关押进太原上马街监狱第六监第一个号子时，川姑已在里头关了一年半。无论白天黑夜吃饭洗涮闲忙，她都会冷不丁冒出一句永远同样的话：
“我怎么就没走呢？”
她说的是一年半前，她怎么就决定吃完早饭再走人那事。
川姑不爱说话爱唱歌。唱歌祗唱一首---“风筝”：
“又是今年三月三，星星挂满天。望着墙脚糊好的风筝不觉亮了天。抓把泥土试试风，放开长长的线，风筝带这甜蜜的微笑和白云去作伴。啦啦……”
一边唱，一边啃着吃饭时舍不得吃完的窝头，将胖脚塞进别人的拖鞋，在号子里的弹丸之地上扭呀扭。
一日，她扭着扭着，突然歌声失控，人一头栽到床上，嚎啕大哭。窝头被她捏得粉碎，她用自己的拳头拼命捶打自己的脸，同时将头猛力往墙上撞。直到鼻青脸肿，血迹斑斑。没有人能拉的住她。
那一次，她引发了全号子的人失声痛哭。
川姑被自己打得头破血流的第二天，电话铃响了。是我们囚室隔壁看守办公室的电话。这意味着有人要从这里出去，或从外边进来。
对于所有的囚徒来说，无论出去人还是进来人都值得兴奋。出去，号子里腾出一块空间，宽松一些。进来，多了一个供观赏、猜测、议论、研究的对象，调济乏味的生活。无论她分到哪一个号子都没关系，反正她得在规定的时间出来接水、上厕所、打饭、晾衣服。届时，其他个各号子的铁窗就会扒满脑袋，挤满眼睛。身高体重年龄相貌姿态表情身份职业？杀人偷窃卖淫抢劫冤枉？二进宫(第二次进来)三进宫四进宫？连续几天，每个号子会因有了话题而秩序井然。且不说是新犯人，就是晃进来一头猪，也照样会受到如此待遇。
电话铃声中，我们号子里一位动作迅速者立即窜到窗口，扒住铁拦往办公室伸耳朵。“呀呀，放人……哎？不是……呀！就是啦，放人！”
“谁？”差不多一齐问。
“没听清。”
号子里立时鸦雀无声。
上马街24号内，设有八、九个监，四、五十个号子，关押着二百多名“人犯”。四分之一是拘留，四分之三是“收容审查”。这里的被收审者，许多超过了三个月的期限，其中一些由于长期关押，不仅被社会遗忘，而且有被公安局遗忘之虞。祗要破不了案，没有证据，或仅仅有嫌疑，或给行贿者开后门，就将无限期收审。被收审者没有任何权力：不能放风，不能劳动，不能与亲属通信，不能请律师和申诉。因为你连犯人都不是。街上值勤的公安警察常常这样威胁那些流氓小偷：“拘留？美得你！判刑你都不够！----收审！里边呆着去吧你就！”无论收审多久，都有可能随时判刑劳改。也有可能因号子关押人员过多，怕犯人闹事，或办案人员突然想起你来，觉得可以让你出去了而放你一条生路。这一次放人，好运轮到哪个号子？轮到了谁？ 紧张中就听见办公室的门开了，看守的脚步声声走近。居然就停在了我们的号子门前。唏哩哗啦开铁锁，然后哐当一声铁门大开----看守立于门前，木着脸，扫视一遍号子里齐刷刷站起来急切的囚犯们，张嘴念了一个人的名字。
是川姑。
川姑认为自己没听清楚，确证道：“是我？”她指着自己青肿的脸。
“就是你。收拾一下出来。”
“出来，去哪儿？”她还是不信，瞪着眼睛问。
“回家。”
不能不信了。一年半多了，那强奸犯的后门早该也开到头了。
川姑一定心跳加剧。她的手在大通铺上乱抓挠，不知从何收拾起。
其实既然她来时打定主意不告诉家属，也就没什么人给她送监狱要用的被褥、衣物。她连一双拖鞋、一把梳子都没有，她没啥子好收拾的。走人就行了。
可她还是两手乱比划，说：“我走了我还来。我买吃的给你们送来。我肯定来！我，我要是不来给你们咱们这里边的人送东西我就不是人！你们等着，我保证！”川姑一年多半以来一直分享大伙的日用品，为了报答大伙，她每天早上起床后叠所有人的被子。号子里大部份人同情她。她对此念念不忘，从十五天的拘留期限起，就开始不断发誓，一旦出去，一定送吃的东西回来。川姑胖，饭量大，她最不满意的就是这里不仅吃的如同猪食，而且吃不饱。她比划着出了监，走了。
铁门哐当一声复又关上。接连三天，我们想象川姑的归家旅程和进家门的情景，不胜感叹。
不料第四日，号长“秦大姐”为看守擦完自行车，带回来一个消息令所有人扼腕长叹：川姑从这里出去不是回家，是去永济劳改农场服刑！她被判刑两年。
在接下来几天的对川姑行程的新一轮想象中，我一直在嗟叹我的祖国法律无边：居然没有提审，就判了罪，就服刑去了。
（待续。原载《民主中国》199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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