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马上就要到了。从89年到现在，每年的这一时期，我们都已
   经习惯了当局的“特别关照”。如果他们迟来两天，我们还会感觉奇
   怪。今年是“6．4”惨案的16周年。每年的这一时期，我的心情都会
   十分沉重。

   
   89年5月底，我带着病体随丈夫廖双元和曾宁一道到北京去声援学
   生。6月2日到达北京，一到广场，正好刘晓波等4人宣怖绝食，学生
   运动已达高潮。这时，我才真正见识了学生运动。天安门广场人海如
   潮，声势浩大，群情激奋，但是秩序井然。许多7、80的老人都来到
   “高自联”的高音喇叭下听广播。我们也很快找到了贵州“高自联”
   所在的位置。负责人周伟知道我们是代表“贵阳沙龙联谊会”到北京
   来声援他们的时候，非常激动、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把一些
   带去的资料和传单拿出来，让他们转给北京“高自联”的学生领袖们
   宣读。一会儿，柴玲那高亢激昂的声音就传出了“紧急呼吁”——贵
   阳市各界群众。
   
   6月3日，当军队源源不断地涌进人民大会堂时，我已经感到了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晚上9点以后，我们与曾宁叮嘱小心后分开。这时，
   我对双元说：“老邓可能要下令向市民开枪，不然，让这么多军队进
   入大会堂去干嘛？”但直到此时，丈夫都还说：“不会的，老邓不会
   不要民心的。”他一直不肯离开广场。我无法，只好哄他说：“我的
   肚子又痛了，你能否给我找个旅馆住下，你再回来。”他只好与我一
   同找旅馆。谁知，广场周围的旅馆已全部住满，无法，11点钟左右，
   我们才离开广场来到了北京火车站。谁知，这里的旅馆也没有空床。
   这时，我们只好上了一部拉人住旅馆的大客车。这车一直把我们带到
   了距离北京市区8公里，一个叫百子湾的煤炭部招待所里面住下。这
   时已是凌晨1点了。我与双元分开住。我住的这个房间一共住了12个
   来自四面八方的女人。迷迷胡胡睡下不知多久，我听见一个男子进来
   说：“你们醒醒，快听，出事了，部队向学生开枪了！全都被吓醒。
   这时，我听见密集的枪声就象鞭炮一样地响个不停。当我意识到危险
   的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之后，我突然浑身发抖，害怕得大哭了起来。我
   的情绪影响了大家，一会儿，满屋素不相识的人都大哭了起来。
   
   6月4日清晨，因为发生了枪击事件，这部大客车无法开到北京站，就
   把我们送到首刚附近的一个路口。下车后，我和双元漫无目的地走
   着，心情悲哀到了极点。沿途是一片狼籍，烧坏的车、零乱的鞋子、
   帽子、自行车到处都是。一路上，受伤的市民和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被
   人用平板车拉着送医院去救治。我们非常担心曾宁的安危，因此先后
   到了3家医院去查找。每到一家医院，人家一听到我们的来意，就顺
   手递给我们一叠名单，叫我们自己去查。看着一张纸上有着上百人名
   单，我们不寒而栗：伤的就有这么多人，不知死去的人会有多少？
   
   本来我们还想继续寻找曾宁，但是因为随时都被流弹击伤的危险，再
   加上我的病体由于受到刺激，已经很难行走，6月6日晚，我们怀着万
   分悲伤的心情离开了北京。
   
   “6．4”之后的北京的血惺和恐怖，我一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是
   无法忘记。我亲眼目睹了老百姓对军队仇恨，许许多多人受伤的血淋
   淋的场面，在一个共和国的首都居然随时都会有人被流弹击中的场
   景，以及那种男女老少大家泪流成河的辛酸。
   
   直到今天，我一直无法理解我们和学生有何错误、有何罪过，而必须
   为此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我的丈夫甚至为此背上“反革命宣传煽动
   罪”而被强制劳教3年！
   
   每年的“6．4”，我总要祭起一柱香，为死难的同胞祷告，为死难者
   家属祈福。只有这样，我才能稍稍减轻心灵上的痛苦，而获得暂时的
   安宁！
   
   我希望胡锦涛政府能够正视89“6．4”对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平反
   “6．4”，给人民一个公正而合理的答复，让死难的同胞得以安息，
   让死难者家属的心灵得到安慰，用实际行动来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
   （2005年5月30日于贵阳）
   
   转自《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