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一直以来，有这样一种观点主导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即认为经济增长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途径，只要经济增长了，收入平衡就会自然实现。基于这种逻辑，近2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发展是硬道理”得到了坚决、彻底的贯彻，从未有人对此真正的提出过质疑。
   
   可是进入新的世纪，尤其是2002年之后，收入分配差距的急剧拉大趋势似乎已经到了近乎失控的边缘，并开始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构成潜在威胁。

   
   国营贵阳电池厂，这个在贵阳市轻工局（现在的控股公司）曾经是数一数二的企业，如今却受到市场经济的挑战。在原材料锌的涨价影响下，企业被迫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本来锌在28、000元一吨之时，所生产的电池基本上处于无利可图的状况，可现在锌的市场价已经涨到了3万多一吨，能不能生产这是明摆着的问题。而企业1千多职工要吃饭，这些职工一直都是一些本本份份的工人，由于是隶属轻工业系统，全厂职工的工资是非常低的。一个有着30多年工龄的工人，现如今的月工资不会超过700元人民币。就拿笔者来说，我是1978年参加工作的，当时由于就业的机会特别稀缺，找到一个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因为是家里姊妹中最大的，办了“免下证”之后而得到此工作的。如果不出意外，我的月工资将是530元人民币，这在国营贵阳电池厂来说，工资还算是比较高的。因为全厂职工大多数都处于400元左右工资的状态。
   
   工资低，可是工人并没有抱怨，他们依然勤勤恳恳的工作，他们中大多数人勤俭持家，非常会算计的顾着自己的小家。几百元的工资是他们每个月生活的希望。可是现如今由于企业步履维艰，他们的希望有可能破灭，那么这些处于困苦中的工人，他们将怎样生活下去呢？
   
   这些国企职工一直以来，都曾经为自己是一名国企工人而感到自豪，工资的高低一直并没有十分计较。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国有企业工人，国家和政府就是他们的依靠。政府将会给国企职工提供生活保障。因为政府一定会考虑到，这些国企工人在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消耗掉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
   
   政府应当关注这些有可能吃不上饭的国企工人，当他们在如此困苦的情况下为各自的小家勤勤恳恳的寻衣觅食，含辛茹苦，才使得我们这个大国到今天仍然没有乱。他们的行为是负责任的，政府应当拿出措施来，妥善解决好这些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对于没有工作的城市居民，政府尚有一“低保”来调节他们的贫困。而当这些国企职工面临困难时，政府是不是应该合理的给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不管是企业推给政府，还是政府推还企业，都不是正确对待国企工人的态度。千万不要逼迫到这些国企职工走投无路之后再作为，那将为时已晚了。
   
   其实中央政治局在5月底就改革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召开会议。这个由胡锦涛先生主持的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会议，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就收入问题召开如此高层次专门会议。此次会议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中央政府将把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作为未来的重要工作，而主要措施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秩序的规范。
   
   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当公务员工资一调再调已经是国企职工平均工资的许多倍之后，而国企工人却因为企业的种种原因而分文未上调。
   
   在中国，底层劳动者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不用说各种社会权利。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
   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而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失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而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这样各种社会矛盾便应运而生，在这里，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2006年11月17日于贵阳
   
   
   转自《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