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Wong 是华裔加拿大女记者，下列文字是她对1989年发生的那场“风波”的回忆。
   
   戒严令发布后……
   
    每天我都开着 的旧丰田在北京街头转悠。在开往大学区的路上，路上会堵上两个小时。不过为节省时间，我常常会采访那些搭我的车去示威的学生。

    在某个路口，我看到带着红袖箍的学生在指挥交通。轮到我的时候，有个学生发现我的车牌是黑色的（为外国人颁发的），就拦住了我：“你等等，让中国人开的车先过去！”他的手挥向一辆吉普车。
    我痛恨以前“外国人处处优先”的时候，现在中国的下一代开始宣称“中国人优先了”！我才不管那一套呢，一加油就往前冲——　差点顶到了那辆吉普车。
    “往后退！”学生们冲我大吼！
    我马上意识到了自己有多愚蠢。众人围上来，试图要掀翻我的车。
    幸好我的车里还坐着搭车的学生，她赶紧从窗户里探出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学生！她是个好人，是个外国记者。”她接着示意我赶紧往后退车。
    当对面的那辆吉普车启动时，司机得意地冲我笑了笑。
   
    外面的世界认为北京的示威是很有组织、有纪律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我，看惯了那些高喊口号和群众游行。
    我觉得学生们正在仿效他们想打倒的人：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了小王国，设有小官僚机构：卫生部、财务部和宣传部。学生们装模做样地挂上了官衔。比如柴玲是“广场总指挥”。
    学生的广播站有时会故意播报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比如什么政府要员辞职啦——那当然不是真的。他们后来在广场上围出一圈圈的“警戒线”。根据不同的通行证，决定你可以进到什么范围。记者们必须先后通过５、６个学生的盘问，才能采访到那些“学生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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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２３日，有三个人向毛泽东像泼墨，后被学生带到指挥中心。一个叫黄庆林（音译）的女生在那里负责。让我吃惊的是，黄庆林（音译）居然让学生们把这三个人送交公安机关。
    我禁不住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答：“我们不能让政府有任何借口来攻击我们。而且，他们也许是便衣，连身份证都不带。”
    我心想：在往毛像上搞破坏时你会带着身份证吗？………….
   
    黄庆林告诉我，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关系系的学生。自戒严令发布后，她在这里坚持了5天5夜。这一整天，她只吃了一根黄瓜和两个煮鸡蛋。“我不想做敢死队的队长，但是总得有人来干啊！”她的丈夫去外地出差了，他还不清楚她已经做了广场的指挥，而且还怀孕了——
   
    黄庆林个人认为学生应该撤离广场，但是她必须服从“纪律”——　“少数服从多数”。
    当谈到自己的“民主诉求”，她的情绪很高涨。可我记得：她刚刚向政府上缴了三个抗议者。
   
    政府开枪的那个夜晚，我很担心那个黄庆林，害怕她被杀、被捕或被判刑。于是我去了中国社科院找她。问了一圈，没人听说过她。有个男生告诉我：“社科院没有公共关系专业。”
    我翻出自己的笔记本一核对，自己并没有记错啊？那正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啊？是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她才说谎？或者她也是便衣？那就是她为什么把那三个抗议者送向政府？
    我越想越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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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下旬，广场垃圾成堆、臭气熏天。很多北京的学生都返校了，新的面孔时外地来的学生．．．．．．
   
    （请看原著《Red China Blues》，作者：Jan W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