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Wong 是华裔加拿大女记者。下列文字摘译自她于1996年出的书：Red Chinese Blues（或《神州怨》）
   
    胡耀邦死于1989年4月15日，享年73岁。起先，我对此消息并不在意。两年前，他因反“自由化”不力而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被清洗下台。他的死似乎对中国的政局影响不大。
   直至大学校园里出现许多“大字报”后，才引起我的注意。为何有人会悼念胡？他是个滑稽的人物，曾经倡导中国人不用筷子、改以刀叉吃饭。有个笑话说：邓小平之所以看重他，是因为他在政治局中是唯一一位要抬头看邓的人。胡身高4英尺8，邓为4英尺9。….
   

    学生们为何着急上街为胡送花圈？我想起人们在1976年时悼念周恩来时的情形——大家的攻击目标是“四人帮”。是否这个悼念胡，为的是批评邓小平？因为是邓清洗了胡。过去几个月，方励之之类的异议者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开自己的诉求，并没有受到报复。因此，人们感到政府似乎很软弱，是时候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流言说，胡是由于心脏病突发而身亡的，其时他正在参加关于教育方面的政治局会议。
    在他死后数小时内，学生们把他看作是“倒下的英雄”……
   
    （译者注：略去Jan Wong对数次游行的叙述）
   
    　但是，数日过去，上街的人群开始减少。不过，情况很快有了转机。在5月15日，戈尔巴乔夫要来华参加中苏高峰会，吸引了一千多名外国记者聚集北京。学生们利用了这个机会。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头两天，学生的“绝食”行动开始。下午时分，参与绝食的学生多达一千人。
   　我挤进人群，看到一个瘦弱的女子在读《绝食宣言》。柴玲，这个23岁的心理学研究生， 穿着白色的Polo T恤，太阳镜挂在胸前。她的头发总是垂下来挡住眼睛、一激动就似要哭出来，那就是为什么样电视镜头那么偏爱她！
   “ 同学们，”柴玲开始了，从手提式扩音器里，很难听清她那有气无力的声音。“我们抗议政府的冷漠态度。我们要求对话！不要说我们是动乱分子！”众人鼓掌！接着，她带着学生喊口号：“立即对话！ 不要拖延！”“我更爱我的祖国，我更爱真理！”“她哭了，人群开始骚动。柴玲接着宣布，绝食者开始宣誓。她举起右拳，一句一句带着大家念。
   
    我看看表：下午5点20时。还有不到48个小时，戈尔巴乔夫就要抵京。学生们一脸视死如归的神情。我接着在广场转悠，看到有个男学生（王丹）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有外国记者问他：学生是否会向戈尔巴乔夫寻求帮助？ 王丹回答：" 我们不会利用国外势力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是个明显的谎言，但是众人并不介意。王丹接着说：“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可以从苏联那里学到很多的好东西。”
    又有人问：你怕坐牢吗？王丹高深莫测地笑了笑。新闻发布会结束。
   
    一夜之间，广场就成为“城市中的Ｗｏｏｄｓｔｏｃｋ”，不过没有泥巴和迷幻药。红色的标语在旗杆上飘舞。地上到处铺着供人或坐或躺的塑料布。情人们拥抱在一起。学生们弹着吉他，唱着香港流行歌曲。有些在进行辩论。他们的烟抽得很凶，我在户外都差点窒息过去。一个２３岁学机械的男生说：“我们可以没有吃的和喝的，但是不能没有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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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巴乔夫离开北京的第二天，李鹏总理同意与学生进行现场对话。
    吾尔凯西，是个２１岁的绝食代表。他手攥着氧气袋、身穿病号服（表明他才从医院赶过来），四肢摊开，倒在椅子里。他对李鹏的发言并不买账：“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听你说话，”边说边晃动着手指，“好几千绝食的人都在等着啊。让我们直奔问题的要点。　别忘了，是我们请你来对话，不是你来请我们。而且，你还来晚了。”
    本次对话是如此戏剧性收场的：吾尔凯西紧抓氧气袋，好像随时要晕厥过去。于是医护人员冲过去，面对摄像机的镜头，照料着他。也许是我刚过３０岁，看法有些改变。我差点就同情李鹏了…..
   
    六四后，中国媒体播放了这个学生领袖（指吾尔凯西）于绝食期间在北京饭店大吃大喝的情景。然而，他的支持者们坚持说那些镜头是在绝食以后被拍摄到的。我知道的是，在绝食期间，吾尔凯西溜出去与美联社的记者Ｊｏｈｎ　Ｐｏｍｆｒｅｔ吃饭，这种情况至少有一次。另外，根据英国媒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的记者Ａｎｄｒｅｗ　Ｈｉｇｇｉｎｓ所述，到了晚上，吾尔凯西还偷偷摸摸地躲到汽车后座里吃面条。　他告诉一个朋友，他是学生领袖、还有心脏病，所以他必须吃饭以保持体力。
   
    事实上，绝食时有很多学生搞欺骗。
    绝食第二天，我看到有个学生的背包里放着不少酸奶瓶。他这样回答我：“吃零食没关系，因为不是真正的食品。”　
   我在那天的报道里提及了这个“酸奶插曲”，但是那时还没有开始闪过这样的念头：所谓绝食呢就象是个游戏，学生们戏剧性地晕倒着，世界上的媒体也假装相信他们真的是要把自己饿死。　
   
    我的新闻助理艳艳（音译）起初还跑回来向我汇报广场的情况，后来就消失了。最终，我看见了她：头蒙绷带、盘着腿坐在绝食圈里。她高兴地告诉我：“我在绝食呢！”很快她承认，她从没有错过一顿饭。
   有一天，艳艳问我她是否能从工作经费里给广场的学生买点牛奶？我同意了。我以为也就一、两桶呢。她来找我报销时，我吃惊了：那简直是批发的量啊！我告诉艳艳，《Globe》的工作是报道“绝食者”，而不是“饲养”他们。
    当然，我也不能过于责怪艳艳。那个时候，好像每个人都在“喂”绝食的学生。广场上有一个流动的饮料车。生意人看到有个削弱共产党政权的机会，就给学生捐食品捐毯子。　国营是食品公司也送来面包和饮料，表面上说是为了“应急”——　甚至共青团也捐了２０箱饮料。
    我发现学生采取的是轮流绝食。他们会饿上几顿，然后等别的人来补上他们的位置。每天都有几百个来替补的。
    但是，谁愿意听到这样的故事：那些绝食学生只是普通的孩子，只是在白天“英雄一把”，晚上却偷偷吃零食？更好的故事是这样写：这些勇敢的年轻人正在与恶魔作战！
   
    媒体和示威者互相利用。学生们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受到了世界的密切关注。他们一有什么“宣言”出炉，马上就可以在“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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