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到9月，《经济日报》连续发了十二组文章，讨论所谓“四通现象”。我从故纸堆里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作为自我清算的素材，下面是8月18日刊登的第二组三篇文章：
   
   （一）四通 对传统观念的否定
   
   经济日报关于 “怎样看待四通效益”的讨论，虽然说法多样，各都有理，但如果细想一下，争论的不完全是具体问题，而是在具体问题后面存在的观念之争。

   传统观念之一就是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生产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倒爷们只是信手拈来，随手一倒，就比生产者还赚钱，实在没道理。这种观念在普通人中也很有同感。究竟流通创不创造价值？ 其实不用辩论，大家都知道。流通领域同样也能创造价值，而且正是流通领域才是使各种商品真正实现了价值。特别在我国科技界，许多科技成果，花费了大量资金，花费了大量人力，最后成了一堆废品，浪费之大，实在惊人。对于这种情况，只有把这些高科技的成果迅速转化为商品，投入市场，形成规模经济，才能真正发挥科技成果的作用。也才能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而这一切的取得是离不开流通领域的。过去三十多年科研与应用之所以分离，就是缺乏一批在流通领域努力开发的牵线人。四通正是在从事着这项工作，也是还不被人认识、理解的工作。可以说，四通既为社会创造了价值，也为改变人们的旧观念做着实际工作。
   另外，人才之争、国产化之争、社会主义企业之争等等，都是涉及到传统观念与新观念的争论。这次经济日报的讨论以及社会上人们对四通的种种议论，已远不是一个企业效益好坏的议论，而是对一些新观念的认识。四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传统观念进行了否定。社会在前进，观念在更新，四通在许多方面走在了前面。
   北京读者 晓 张
   （载1988年8月18日《经济日报》）
   
   （二）四通，开启企业改革之路
   
   说四通是钻了改革空子也好，说四通替洋人赚钱也好，甚或怀疑四通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企业也好，我认为这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四通效益所标志的生产力水平，四通所开启的中国企业改革之路。
   简单地说，四通的效益来自于它是民办企业。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钻了“政策空子”，如果没有“开放、改革、搞活”的政策，四通公司不可能诞生，也无所谓什么四通效益。四通一开始就以独立经营的完整企业形态出现，与传统体制下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不同，既不受“父爱主义”的保护，也没有过多“婆婆”的管制；它的优势是企业的独立与自由，而“劣势”是吃不成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四通公司正是凭着这种优势----企业法人的独立意志----积极投入了市场竟争并取得了飞速发展。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总是用过去的老眼光看待诸如四通之类的新事物。诚然，它们打破了原先的平均思想和管理观念，但创造了新的生产力，塑造了新的公平效益原则。“四通效益”给我们的启示是：生产力标准是评判是非的最高准则，也是中国企业改革的强大动源。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 唐庆春
   （----载1988年8月18日《经济日报》）
   
   （三）四通，不是中国的IBM
   
   有人说，“四通是中国最大的倒爷。”这种说法当然不尽妥当，但平心而论，不论万润南同志和四通的支持者是否承认，四通的利润绝大多数是从商品流通得来的却是客观事实。四通的固定资产只有650万而流动资金却有4175万元，这种资金构成恰恰反映了商品流通部门固定资产小流动资金大的特点。
   “倒”，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转一圈，见到最多的广告是“进口原装IBM计算机”，这总不会是中关村一条街上的知识分子们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结果吧。因此，万润南同志把四通说成中国的IBM公司是不恰当的。IBM是一个计算机的制造公司，而四通只能说是一家商业公司，自己设计制造的产品很少。
   正因为如此，设想全中国几十万个企业都具有四通的高效益，是不切实际的。原因有二：
   一、四通的高效益是不正常的经济环境中流通部门特有的高效益。但中国的几十万个企业不可能都去经商，整个国民经济最终是靠制造业支持的。
   二、四通的高效益是用利润衡量的。利用利润衡量商业企业是可以的，但用来衡量制造业却不一定能成立。我国的价格体系不合理，有些经营得相当好的企业以至整个行业都是亏本的，但不能说这些企业没有效益。相反有些经营管理得不怎么样的企业，由于产品定价过高却获得了用利润衡量相当高的效益。这不是当前司空见惯的现象吗？
   北京邮政局经营管理处 卢俊鸣
   
   （----载1988年8月18日《经济日报》）

此文于2006年10月03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