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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六）
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六）
芦笛
如果读者明白了上文讲述的简单道理，则不难看出文革和中共“民主革命”的共同点来：两者都是货真价实的人民革命，都有极广泛的草根参与，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起来反抗旧统治者，都具有强大的道义优势和精神感召力，而吊诡的是，这些特点恰恰是它们的反动性和危害性所在。
说这两次大革命都是反动的，乃是指它们逆人类文明进化的大趋势（亦即西方文明的进化趋势，请注意，不是所有的文明都会进化）而动，引起大幅度社会倒退，造成了文明的空前毁灭。说它们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是说它们不但在当时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破坏，而且具有永久性的强大道德感召力，永不缺乏传人，永远要感召激励着未来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志士，去继承革命先烈未尽之遗志。于是一旦社会危机激化到一定程度，新一代革命家们就一定要以这两次大革命为效法榜样，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让类似的大革命再度肆虐中国那世界上最得天独厚的天然革命温床。因此，这危害性不但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用理工干面包们引以为傲的“数学比喻”来说，它的危害性覆盖了从１９２１年开始，直到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整个时间坐标轴。
唯其如此，伟大领袖毛主席乃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罪人。论对子民的敲骨吸髓，秦始皇大概超过了他老人家吧，可老嬴的危害性也就只限于秦朝那短短的一瞬，秦亡政息，并没有留下个永恒的道德榜样来让后人追随。论“相对杀人量”（亦即以绝对杀人数除以【掌握的军队数量×控制的地区人口×屠杀的时段】），伟大领袖恐怕也比不了黄巢或张献忠，但那些杀人魔王都是“人死病断根”，并没有在身后留下什么光辉的革命理论继续作孽。在死后还能继续危害国家民族的罪人，中国历史上也就仅此一人而已。
伟大领袖自己也知道这点，在给江青同志的信中，他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 的，因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 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 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在《张玉凤证言可信么》一文中，我说：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这段话一直如噩梦般在我心头缠绕，驱之不去，完 全成了一种obsession。我相信伟大领袖的洞察力，深知他说的是实话，他在 中国人民心目中留下的教导是时光无法抹去的，起码一个世纪内是如此。但 愿在我有生之年这噩梦不要成真。”
这话却引起了王司令的激赏，记得他跟贴赞道：所以我说就凭这一点，毛也不能全盘否定。余大郎的“一分为三”论似乎也有点这意思，只是他现在矢口抵赖，本特首原意是疗愚救人，不是要和谁过不去，愚愈之后当然不便再深究。２１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海一枭先生以及刻意在遣词造句上模仿鲁老恶毒夫那半生不熟的白话文、却不幸丝毫未得其神髓的CAOGEN同志则公开“深切怀念毛泽东”。我觉得这些同志倒还光棍得多，起码比老郑同志要幸福多了──我那阶级哥哥分明是毛的嫡传弟子，却在感情上恨透了恩师，如此做人，岂不尴尬得紧？
正因为有着这么多糊涂虫，我才如此执着地“反毛”，才如此执着地批判党文化和文革。
在我看来，对历史人物加以褒贬，什么鸟意思都没有。老毛早就烂了臭了，你再骂他，他好像也不会难受不是？现在国内学者争论吴三桂和施琅是好是坏，这些Ｐ事到底和现代人有什么贵相干哪？就算他们真是卖国贼，人家又没留下《吴选》和《施选》来，教导后人卖国是何等义薄云天的壮举。以后谁想卖国，也只会出于个人动机，决不会是受那些人的道德榜样感召，情难自已，奋起效法，是不是？哪怕再蠢的白痴也该能想明白这最简单的道理吧？
这就是毛的可怕处：哪怕在许多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中，毛的革命理论和实践都有极大的蛊惑力，如果不指出它们的危害，势必要在社会危机如此深重的中国再度引出类似的巨大灾难来。
这就是我为何要“反毛”，我反的不是毛这个具体的人，而是由他的思想方式集中代表的源远流长的民族愚昧。我认为，研究历史，重要的不是给死人戴“好人”、“坏人”的帽子，重要的是在客观澄清了史实之后指出得失，总结出前人错在哪里，让未来一代庶几能避免重蹈覆辙，特别要注意指出自宋明理学昌行以来，多次在历史上发生的那种“由正义感引发的灾难”的恶果，因为它对后人特别有蛊惑力，那危害性不但是过去时，还可能是现在时和将来时。
不幸的是，似乎至今没有哪个史学家认识到这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他们不是“古为今用”，使用文革制造冤案的方式去古书里刨找黑材料，加以随心所欲的改造加工，用它们去论证或诋毁现行政策，就是热衷于给古人戴好坏帽子，却全然不懂研究历史的全部现实意义就在“惩前毖后”四个字上，而光是戴道德帽子、“否定”、“肯定”死人是绝对无法起到这种作用的。
这就是为何“大跃进”和文革同为毛的两大罪行，犯罪形式也类似──都是所谓“好心办坏事”，而且若论害死人数，前者还要远远超过后者，但我基本没批判过大跃进。那原因再简单不过：是人都能看出毛发动大跃进时采用的白痴思维方式，他那种治国白痴几千年才能出一个，基本可以排除在未来发生类似灾难的可能。但文革则完全不同，迄今为止，似乎只有我一人认识到文革是“正义祸国”的最典型例子。评价者或看到“正义”那一面而加以肯定，或看到“祸国”那面而加以否定，却没有足够的思维能力看出两者的因果关系。
可惜海内外华人中似乎只有我一位如此反毛者，最常见的反毛志士还是民朋那干人，他们从感情上恨透了毛，但至死悟不出自己为何会遭受了如许灾难，至死悟不出毛究竟错在哪里，只能把毛的罪行归结于个人道德品质，认定他是天生的魔鬼。因此，他们一面对毛深恶痛绝，一面又将毛主席的教导溶化在血液里，铭刻在骨髓中，落实在行动上，成了地地道道的“打着红旗反领袖”的“反毛的毛主义者”。甚至当我出来抨击这种作法时，他们还抵死悟不出来：我并不是反对他们，而是反对在他们言行中流露出来的最高最活的毛思想。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怪现状竟然会出现，本身就是终身知青们洗不去的耻辱！
为了对这些终身知青进行再教育，我这里用idiot-proof的提纲总结一下前文的意思：
１、伟大领袖自己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推翻国府，二是发动文革。上面已经说了，这两件事在道义上都无可指责，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奋起推翻统治者，都以工农大众作主力，乃是不折不扣的人民革命。但这并不能构成肯定两者的根据，相反，它们之所以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并在未来可能再度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恰是出于这道义上的正确。未来中国人民不会群起投入吴三桂式卖国活动，更无可能群起效法秦始皇，但很可能再度群起干毛式革命。
２、其所以如此，乃是两个基本原因决定的，首先是当初引发革命的那些社会黑暗仍然存在甚至更恶化了；其次是因为弱者奋起反抗强者永远具有强大的道义感召力。
３、不幸的是，人类最可怕的灾难，常常是草根民众奋起抗暴引出来的。在现代，暴力革命本来就是制造极权制度和大独裁者的唯一有效方式（这点下文还要提到），只能使社会倒退，如果它是人民革命，则引起的灾难就更深重。可以说，暴力革命的人民性越浓厚，则引起的恶果也就越可怕，比较一下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中共“民主革命”，立刻就能看出这经验规律：随着人民介入的程度增加，恶果也就越严重。
４、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
A、驱使革命者投身暴力革命的乃是仇恨，革命军相对于反革命军优势也完全来自于深仇大恨。因此，一场暴力革命想成功，领袖们非得使用这“精神原子弹”不可，这就是林总当年为何要在东北搞“两忆三查”。而仇恨乃是人性中保留下来的兽性。暴力革命提供了一种绝妙的机会，使得在和平时期被压制的兽性获得空前解放。在文革中发生的群众暴行，和日军在二战中集体犯下的战争罪行，其发生机制有相通之处。兽性大规模释放出来，必然要给全社会造成巨大灾难。但因为这种兽性提高了战斗力，有助于革命成功，它不但不会受到革命领袖的谴责，还会被当成“革命彻底性”加以肯定和提倡。请大家回忆一下，咱们自幼受的革命传统教育，除了“对同志春天般温暖”那无法兑现的空话之外，有哪一条不是对兽性的公开表彰？
B、因为社会不公，草根民众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对文明世界隔膜，知识欠缺，视野狭窄，心态不很正常，不但对统治者充满嫉恨，也对文明和文化精英怀有嫉恨。当他们一旦因使用暴力获得了支配他人生死存亡的巨大的权力之后，盲目破坏欲便会如同山崩海啸一般爆发出来，造成文明成果和文化精英的毁灭，从项羽烧毁阿房宫、李自成烧毁故宫，直到文革前拆除北京城墙以及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贯穿着一条醒目的红线。
C、人民革命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列宁发明的由革命党严格控制的军队式人民革命；一种是法国大革命和文革那种自发革命。前者只能造出空前的极权国家，后者成功可能性很小，只会使得人民的盲目仇恨和破坏欲等兽性获得空前释放。
两种革命都会极大地败坏全民素质，苏式人民革命使得全民军事化，使活人异化为毫无自由意愿、自由人格的“齿轮和螺丝钉”（斯大林语）或曰“驯服工具”（刘少奇语），使得社会彻底丧失自由社会的建设基础。而自发人民革命如文革则会造成全民革命化。这革命化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土匪化，它使得全民获得了一种藐视一切权威、无法无天的土匪气质（亦即所谓“造反精神”），使得社会彻底丧失法治社会的建设基础。第二、政客化，它使得参与权力斗争的知青们统统变成信奉马基雅维里主义的阴谋家，对此，我已经我在昨天贴出的《黑崽子》第十章里给出了亲身经历作为例证（链接），使得原来质朴的工农大众变成了胡搅蛮缠的暴民。文革使得全民狡猾度出现飞跃性上升，就是这革命化的生动表现。这两者都阻碍了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
这就是群起抗暴的正义斗争何以一定会“走向反面”，不但要给全民带来巨大灾难，而且会制造出更黑暗、更不公的社会的发生机制。也就是我为何要在上网之初写下“志士祸国，尤惨烈于汉奸；书生煽情，恒嫁祸于苍生”的字字血泪的警句。此乃为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的客观规律。可惜在海内外中国人中，能观察到这现象者仍寥寥无几，从理论上指出其必然发生机制的就只芦一家，别无分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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