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ZT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三）
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三）
芦笛
说文革在宏观上没有失控，是说它始终没有将矛头指向发动者自身。但从别的方面来看，因为在本质上是自发人民革命，文革也体现了不可控的特点，超出了发动者本人原来的意愿。
失控首先表现在“能发不能收”之上。前面已经说过了，一场人民革命，只有以革命党作为神经系统，以指挥军队的方式去指挥暴民，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收发随心。中共过去的“民主革命”和执政后开展的一系列的群众运动都是如此进行的：毛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就立即齐步走，再一声令下，则全国人民立即立定，当真是如臂使手，屈伸如意。
文革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毛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却迟迟不动，他不得已只好发动“大串连”，让革命学生免费流窜全国，把圣旨传到草根百姓之中去。等到全国人民一哄而起之后，他再下令让他们停下来，却谁也不听招呼了，原定三年结束的文革成了看不到终点的持久战。
按他原来的“设计”（如果那也配称为“设计”的话），文革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也就是“斗倒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其大致构想就是在打倒走资派并在理论上肃清流毒之后，转入新制度建设。
但文革实际进程却始终纠缠于“斗批”阶段，从未进入“改”的阶段。这当然首先是革命对象含糊不清造成的，前面已经说过了：谁是走资派根本就无法裁决，因而谁都可以是，谁也可以不是，这便给两派无休无止缠斗造成了“理论依据”（准确地说，是深如河汉的理论漏洞）。即使解决了这问题，那也不可能有什么郑重其事的“改”，因为伟大导师本人并无具体蓝图，怎么个照图施工法？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两派虽然都无限忠于毛主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无视伟大领袖“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必要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光辉教导，把对立面视为必须无情消灭的阶级敌人。这本来也符合毛泽东思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余地。”既然自己代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方代表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当然只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敌人不是？
因此，滑稽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两派广大人民群众反而比伟大领袖本人更符合毛泽东思想原教旨，是伟大领袖本人想调和折衷和稀泥作乡愿，而他们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如此纠缠下去，他老人家自然丧失了耐心，在与五大领袖座谈了大半夜后（那大概是他为时最长的接见纪录吧），他终于再度发现“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而群众组织并不能代替这革命党，以他上帝般的声望，竟然连几个学生娃娃都指挥不动。于是他便别无选择，只能将“斗批改”改为“斗批走”，派工宣队去“占领上层建筑舞台”，将中学生统统赶到农村去，让大学生终于毕业。
问题是工矿企业职工没有“走”的去处，于是两派缠斗就只有靠人民大众丧失兴趣自然熄灭。在这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时断时续。到后期，工矿企业只剩下几个派头头还在跳梁，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大量难得的假期。我已经在《纪念姚文元》中说过了，到７０年代中期，我等广大工人屏息翘首以待，只等那几个派头头去冲击党政机关，立马就关了机器，载歌载舞地赶回家去，迫不及待地投入波澜壮阔的“男的学木工，女的学裁缝”的人民战争。
因此，文革是伟大领袖发动的永未结束的新长征。他把魔鬼从胆瓶里放出来后，便再也不知道怎么收回去了。这场革命于是便只能以不了了之，了犹未了，如同排便不尽一般，造成三焦闭塞，憋得难受，不时要发作出来，不但在８９年又全民发作了一次，而且革命火种竟然播散到海外来，至今犹有老郑、司令、国凯等同志“兴灭国，继绝食”，薪火相传，发誓要把那憋了回去的怨毒排出来，把流产了的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全面胜利复辟的保皇派。这些同志当之无愧是比毛主席还要坚定彻底的革命派。
为这些同志至死不能接受的，是那么几个事实：
１、无论是从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来看，造反派乃是为毛冲锋陷阵的新型党卫军，其斗争大方向基本在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之内，毛对他们骨子里的猜忌以及在利用了他们之后加以无情抛弃并不能否定这一事实。
２、地方造反派和中央造反派属于同一政治势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后者是前者的红后台，前者是后者的红小兵，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不能因为后来四人帮倒了霉，便连这铁的事实都要赖掉了。这就是我为何说蒯大富比我那几位狗崽子弟兄还要诚实得多。建议他们在为文革翻案的同时，也为伟大正副统帅和中央文革翻案。
３、造反派投身革命的主观动机，就是我那不成材的马弟弟说的“庶出与嫡出争宠”（这是该小子一生说出来的难得不糊涂的话语之一），无非是对红崽子们垄断了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权”而心怀嫉恨，因此拍案而起，去证明“老子比你更革命”而已（NND，“忠于毛主席”竟然也成了一种“天赋人权”，而狗崽子们竟然因为这神圣权利被红崽子们无理剥夺了而起来造反，当真是中国才会有的奇观），并不是出自什么后来追加的“为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神圣动机。这一事实明明白白地写在老郑和胡平的回忆录里，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什么“趁机造反”、“打着红旗反红旗”云云，全是现在才追加的谎言。其实毛猜忌成性，最忌惮的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连《刘志丹》那种烂书都不能容忍，岂会任尔等那么干？
４、外国历史上的民主革命乃是争吃打闹引发的，无论是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还是北美独立战争，都是因为国王要收税、人民要誓死捍卫钱包而大打出手。因此，似乎可以说，“刮经济主义妖风”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但造反派争取的却是与红崽子们同等或甚至超过对方的忠于伟大领袖的“政治权利”。从头到尾，它都是一场政治斗争而非经济斗争。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争论只有那么一条：“你们是老保，我们是老造，你们保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走狗，我们保的是忠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优秀革命干部”。这就是他们的“革命纲领”，就是他们的“２０世纪XX公社宣言”，就是他们的革命的全部意识形态内容。他们的革命只给人民带来战祸、新式迫害和更加艰苦的物质生活，从未给人民带来些许物质利益。
５、为了证明自己比红崽子们还忠诚，造反派对传统阶级敌人更加心狠手辣，在排除对斗争大方向的种种干扰诸如“经济主义妖风”、“翻案风”时路线觉悟更高，革命立场更坚定，更加重义轻利。一言以蔽之，这些弟兄们代表着共产主义流派中更极端的那一派，因而离民主也就更远，实质更反动。
６、造反派只代表了一半人民，他们的革命是针对另一半人民的毛共式斩尽杀绝，他们的民主是比毛共还结棍的“一半人民民主”。如果他们的革命成功了，起码要有１／４人民躺在血海中，剩下１／４人民将加入传统阶级敌人队伍，作为新时期 “人民民主专政”的镇压对象。幸亏毛没有他们彻底决绝，制止了他们的革命，从客观上来说，这属于毛做的少有的好事之一。
７、若干造反派头子是终生不改的religious fanatics（宗教狂热分子），只有肾上腺而没有大脑，最后便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唯美主义”者，奉行“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要有运动就要去上窜下跳，根本不管那运动实质是什么。例如就其实质来说，“四五运动”完全是对文革的反动，是人民公开表示对中央造反派的否定和中央保守派的肯定，但竟然也有若干老造反混迹其间，全然不知那是在批判自己。在这方面司令最有代表性，他小人家至今意识不到，他那至今引以为傲的《李一哲大字报》和他贩卖的“两个文革”说根本就无法捏弄在一起。
因此，我不能不痛心地说，我的许多狗崽子阶级弟兄们其实代表着中国人中智力素质比较低下的那一部分，心智不是很正常，而且终生没有长大成人的希望，尽管从私德来说，他们可以是老郑那种难得君子，也可以是国凯那种在夹缝中奋斗求生、值得敬佩的英雄。这当然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值得同情而非谴责，我在上面作的，不过是试图指出历史的真实罢了，当然，那也只是我作为局外人看到的真实。我在本文开头已经说过了，本人不相信“唯物论的反映论”。
文革失控的另一方面倒确实值得肯定，那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经济主义妖风”之类的真正的人民群众维权斗争。
１９６６年年底、１９６７年年初乃是“解放”后最进步的短暂时期，我在《黑崽子》中指出：
“问题在于，当链式反应启动后，操纵胜利的群众就再不是那么轻易的事了。 哪怕是毛那种终生玩弄人民的大师，也没那个能力让暴民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因此，压力一旦从普通群众转移到老干部头上去后，许多老‘阶级敌人’自然 就‘跳了出来’。以往历次运动的受害人挤满了各级政府机关，要求平反；工 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增加早被冻结了的工资；临时工和合同工要求转为 正式工，享受和正式工人一样的福利；就连复员、转业、退伍军人都组成了庞 大的‘兵团’，要求为他们服役结束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给予经济补偿。”
用现代文明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斗争属于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因而也才是真正的民主斗争。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有组织的斗争，乃是“临造总”和“复转退团”，前者由临时工与合同工组成，其司令似乎是现在工党的方圆（不敢肯定记忆是否正确，请同志们去攻读《华夏文摘增刊》），那才是真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人家喊的也是流行革命口号，批判的也是刘邓路线，可那却是为了私利而非“公义”作出自己的诠释，争的乃是自身的实实在在的权益，那就是享受与正式工同等的福利待遇。
“复转退兵团”（是不是这个名字可真记不住了，本人没有好总理的摄影式记忆力）则由全国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组成，其奋斗目标乃是要求在城里的就业权以及增加复员费等等。
在我看来，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民主斗争，才是中国人民一直该干，却因被一代又一代蠢如鹿豕的知青革命家误导而始终未能干的正事。而这些正当的维权斗争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眼中钉，其中“复转退兵团”最能引起他们的恐慌──那些人都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一旦成了全国性组织，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立即遭到了无情镇压。“临造总”的命运也大同小异。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