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在夸鲁的同时却暗藏杀机,"必需废除讽刺的乱用"又终将以鲁先生为代表的敢言者打入了十八层地狱,那些自以为能步鲁先生后尘的"有笔阶级"终在"有枪阶级"面前死无葬身之地.而且毛大人手中的"鲁先生"已经在毛的指挥下异化为为我所用的工具.毛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就这样说:"鲁迅似的杂文可不可以用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你可千万别以为真是如此.因为毛又接着发出了警告:"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没有了无情的嘲笑和短刃相接般的攻击又何鲁迅有之?

    前面说过,正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出现了文必崇鲁迅,言必崇鲁迅,艺必崇鲁迅,思想必需放在以鲁迅名义的天平上秤重的现象,经过几十年的文禁之后,许多人又开始了反思起鲁迅问题来了.钓客也常常思索,是些什么人将其推上神坛而又反复加固神坛的基座的呢?又为什么必需将鲁先生祭在庙堂之上呢?

    也许挺鲁派的人们早就按捺不住而勃然大怒了:鲁先生本来就应坐在神坛之上,还用得着你辈在此说东道西的吗?

    可有趣的是,鲁先生在世之时却如是说: "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两地书>>) "主将呢,自然有义旗为体面罢.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既不成派,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用什么战略...."(辞"大义")

    "倘若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为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人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华盖集北京通信)

    如此看来,当初,鲁先生是真没有要当什么青年领路人的愿望的.

    然而,就在鲁先生苦苦探寻,"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的时候,"左联"和延安委派来的人们终将鲁先生拿到了歧路的另一端.加入"左联"之后的鲁先生思想确实略有变化,有<<致章廷谦的信>>(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七)为证: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只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不过,我们仍可有趣地发现鲁先生的心声:一是,他只是一俱爬梯而已,任人上爬.当然自称"梯子",就等于自认了"导师""领袖"的地位,更何况"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只外,也无几了",却仍有作他人的嫁衣裳的感叹;二者,那些上海的革命作家,却原来皆为"茄花色",只怕仍是些不争气的东西.对"革命作家"的评介如此之低,似出人意料;三者,仍惊恐于作人梯的"险"来.这就不得不让人想起鲁先生在另一封信里所说:"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

    可见,鲁先生的内心尽管在变,却仍无"雄心大志"可言,而且强调了他"不佞势"的一惯立场.然而,从此至死,他仍一步一步地踏上了出乎自己意料的另一条道路.也正是这条道路终将其送上了"革命文化"的神坛."民族魂"的裹尸布也就在死后由别人强穿上去,而最终戏剧性地变成了"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五最"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