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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下)
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
【大纪元10月21日讯】目录
3. 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1）无时不在的两面宣传手法
2）听党的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3）跟党走的几种类型
4．党叫干啥就干啥
1）“党”让人干什么
2）“驯服工具”为什么目的服务
3）“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现时表现
4）不能不承担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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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在宣传中，中共不仅仅要让人们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满怀“感恩”；也不仅仅要人们把党当成最亲的亲人，满怀“亲情”；它更要把民众变成驯服的工具，让人们从行动上听从它、跟随它、为它的政治目的服务。
1) 无时不在的两面宣传手法
为了达到让人民“听党的话，跟党走”的目的，中共采用白脸红脸并用的手法。在政治运动时期以唱白脸为主，平时则以唱红脸为主。唱白脸就是对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进行批斗打击，然后当成反面教材来“教育”民众，使之出于恐惧，不得不跟党走。中共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都是残酷的政治整肃，清除对其不忠的人，同时不断加强人们的恐惧感，让人们从心里记住：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绝没有好下场。在中共的定义里，只有听党的话、跟党保持一致的人，才属于“人民”，属于党团结的大多数。否则，就属于被批判的“落后分子”，甚至属于被打击的“一小撮”。中共近二十几年来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因为不能容忍人们的独立思想和自由选择，因为那样势必出现“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共也善唱红脸，搞“正面宣传”。这种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主线的宣传是无所不在的，其中包括对党魁的吹捧，进行造神运动；对中共领导地位、政策方针和所谓“成绩”的吹捧；也包括“党性教育”、树典型、搞样板示范等。
吹捧党魁就是为了造神，最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拉拢人们听党的话，跟党走。毛被吹捧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人们当然就只有听话的份了。那时人人一本“红宝书”，人人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即使在毛犯了严重错误，直接导致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之后，中共1962年的总结大会还大言不惭地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毛之后又有“英明领袖华主席”，然后是“总设计师” 邓小平，连江都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三个代表”出来后，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听党的话，跟党走”还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宪法本来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中共却荒唐地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写了进去，要求人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必须以不动摇党的领导为底线。
同时中共的每一次重大会议，都被宣传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共的每次会议精神，人们都要“深刻领会”、“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从而能更好地“听党的话，跟党走”。与此同时，中共还定期地进行所谓的“党性”教育，强迫党团员学习共产党的各类文件著作，写思想汇报，保证人们的思想与党一致。“思想端正，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成了典型的汇报语言。
除了造神，中共还不断地树立各种典型，宣传“听党话，跟党走”能带来革命胜利、人民生活改善等等，为中共脸上贴金，骗取人们的信任。像雷锋这样的典型人物，宣传了他的行为，最后还要突出他“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的主题。党号召大办农业，雷锋就主动申请当农民；党号召加强工业建设，他就离家当工人；党号召青年当兵，他又参军到部队。林彪给他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宣传雷锋，学习雷锋，自然也要人们像他一样听党话，跟党走。同样，中共宣传焦裕禄、孔繁森，也处处不忘提到“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中心思想”。在焦裕禄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对妻子的嘱咐是：“你要永远听党的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中共的各种文艺形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灌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主题。《闪闪的红星》里：“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地道战》里：”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哪怕敌人逞凶狂”；《沙家滨》中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唱词有：“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海港》则有“坚决听党的话顽强挺进，听党的话顽强挺进”的话。
有人可能认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宣传已是老黄历了。其实不然。不管是造神运动、政治学习，还是党性教育、树典型，都仍然是今天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从党员在血旗下的献身誓词，到军队官员、边防战士、工人、农民、学生、知识人士的政治表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等等，无不充斥着“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词汇。在互联网上搜索“坚持党的领导”，竟然有超过一千万个相关词条（以“孔子”为关键字搜索，也不过找到六百多万条而已）；搜索“永远跟党走”，也可以找到三百多万个相关词条。
中共六四开枪杀人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话充斥各种宣传，后来成为人们写思想汇报的范本。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于是又搞起“揭批”、“百万人签名”等等政治表态活动。一个个对法轮功毫无了解的人被中共树为宣传的典型：老劳模说什么“我们这些人平均年龄六十岁以上，不信佛不信教，就跟党走”；战士写信给家里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与‘法轮功’彻底决裂”……诸如此类，都是中共政治宣传的一贯手法。
到了现在，“永远跟党走”还是中共的“主题教育”，通过所谓读书读报活动、革命题材影片展映月、“聆听红色经典”系列活动、大中学生“三个代表”学习宣传实践团活动、举办主题论坛等等毒害下一代。2006年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时，央视搞专题文艺晚会──《永远跟您走》，各地上至机关院校，下至街道乡村纷纷仿效，类似演出大批出笼。
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党的今天，中共仍然一厢情愿地处处宣传“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的口号，而且还坚决表示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了的。中共对“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欲求，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2) 听党的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灌输，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对中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很多人还以“跟共产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来告诫别人。那么，“听党的话，跟党走”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
听党的话，剥夺了人们的独立思考权利，十几亿中国人变得只有一个“党大脑”。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党决定了什么就执行什么。独立思考精神是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只会“听党的话”的民族又能够走多远？
问题的更可怕之处在于，中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中共是一个以斗争为乐，以战天斗地、整人杀人为乐的黑帮邪教集团。它根本不讲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共周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它自己最忠实的党徒也无法幸免。
刘少奇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延安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是四十年代帮助毛泽东打垮政敌的重要助手，文革发动时的国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惨遭迫害三年后悲惨地死去，死时已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
1955年中共授衔的所谓“十大元帅”，除朱德年事较高、1949年以后不太过问政事、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还有罗荣桓死得早以外，其余八个都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幸免。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军事集团”首领，文革发动以后到1971年之间，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时在骨灰盒上写着“王川，男”三个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指控图谋“二月兵变”；贺龙被斗死；林彪政变不成，驾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死后还受到大规模声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革命”最彻底的“红卫兵小将们”，两年后失去利用价值，被骗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一语道破：“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是变相劳改。”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摧残迫害的群体，有哪个是真正“反党”的呢？
1957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识分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很多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为中共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讽刺的是，这些当年对共产党抱有无限希望，并曾在国统区冒着危险为之奔走呼号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最先倒霉的右派份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民主党派的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教育家蒋南翔、江隆基，作家巴金、艾青、田汉、丁玲、赵树理、罗广斌、康濯、杨沫，学者杨献珍、翦伯赞、吕振羽、梁思成，演艺界马连良、奚啸伯、周信芳、尚小云、严凤英等均遭迫害。这些人或者自己是共产党员，或者早就经过思想改造，对共产党宣誓效忠，并且已经为中共政权作了巨大贡献，仍然被迫害得死的死、残的残，少数幸存下来，但身心都留下了无法平复的创痛。
1956年11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上海联合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田汉代表文化部授予盖叫天荣誉奖状，并作了《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的发言。盖叫天在致答辞中，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被一群暴徒拖去游街示众时先被打断了腿，然后又被扔到粪车上继续游斗。其时已经年近花甲的盖叫天不堪受辱，几次挣扎着从粪车里爬出来，每次都被暴徒们硬塞回去。红遍大江南北的名武生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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