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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的杀人历史
一，红区肃反“AB团”
……毛泽东在关于红区肃反的《紧急通告》中还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鼓动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紧急通告》说：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12月7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实施总前委关于肃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陈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现场指挥。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段起风等「是AB团首颌，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于9日离开富田）、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于8日到达）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曾山亲自审讯段良弼，所得结果是抓出「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四十馀人，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二十五人处决。
二，延安“肃托”
康生机关审讯案犯的常规方法就是动用肉刑逼供、诱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打、坐老虎凳、用电话线通电等种种刑罚。然而对于康生，一般的肉刑逼供也许已不能满足其虐杀心理的需要，他还需要更尖端的虐杀才能填补其灵魂的空虚。也正是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肃托」演出了令人发指的一幕。据原社会部成员、任弼时政治秘书师哲揭发：1940--1941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被一女护士长带到一间大厅，发现一个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岁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陈郁听了颇觉诧异，便询问他们被送来时是否是活人，女护士长回答，「当然，以医疗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
和这种处置方法相比，对于监禁的犯人采取特殊的着装与蓄发制度，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937年10月27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曾为此发出通知：「……为防止犯人逃跑及易于辨认起见，特令犯人穿看半红半蓝的衫裤，发蓄在头之左右方，头顶及前后部之发，一律剃光」。 1939年这种制度曾经在一部分刑事犯中停止执行，但在政治犯中间仍然继续推行，因触犯康生而被秘密关押的原边区保安处侦察部长陈湖生，就穿著这种「以胸背的中线为界，左边红，右边黑」的对襟衣服，头上留着「一条不宽不窄的『马路』」，戴看手铐脚镣，在延安过了「五年零四个月的带镣生活」（卸镣后又押了一年零七个月）。
「李凝案」。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1938年前来延安，只因「走路像日本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就被逮捕入狱。李凝最后下落不明。
延安的「肃托」对其它根据地产生了恶劣的示范作用。1939年8至10月，山东湖西地区（亦称苏鲁豫边区），在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呜、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主持下，掀起疯狂的「肃托」运动，滥杀党政军重要干部约三百人，被处决的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体活埋、任凭狗咬、并用木榔头将脑壳砸烂。 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用子弹刮肋骨、压杠子等七十二种酷刑。 在「红色恐怖」的风暴下，「肃托」中心地带的中共党政组织纷纷解体。只是由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11月赶到湖西，才制止住这场疯狂的内部屠杀，并从屠刀下救了郭影秋（1953—1957年任云南省省长）等人的生命。
敲开被审问者嘴的「强硬手段」之一：疲劳战；车轮战。
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利用受审者神智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李锐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曾经「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瞌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短枪监守，威胁）」，在保安处有人还受到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致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
手段之二：捆绑吊打、刑讯逼供。
据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社会部讨论起草〈审讯条例〉。会上围绕是否用刑的问题，产生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康生坚持主张用刑，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 于是，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仅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就曾采用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曾亲自上阵殴打受审人员，县委书记打入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被县委领导人私自关押的有二十九人。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保安处处长「周兴即亲自这样打入」。
手段之三：饿饭。
据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专设「特宇号」监房，收押「顽固分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的人曾饿过一个多月」。
手段之四，假枪毙。
在审干、反奸、抢救运动中。假枪毙是一种常见的斗争和惩罚方式。经过种种酷刑拷打，如果被审查者仍拒不交待，这时审查机关负责审讯的干部就会想到利用假枪毙的方式再作一次榨取口供的努力。选择假枪毙的时间一般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在中央党校受审期间，就曾被拖出去假枪毙。
种种刑罚、肉体折磨，以后被一句「逼、供、信」轻描淡写地遮盖过去。在统称「逼、供、信」的审讯方式中，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般都是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折磨是反复不断地向被审查者进行「劝说」，恐吓、引诱受审对象进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精神施压若不奏效，就辅之以肉刑，或五花大绑，被施之以拳打脚踢，或被拖出去受「假枪毙」的巨大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人因多年监禁，成为「满头白发的青年」。 许多人因遭受这种双重折磨而导致精神和心理上的创伤，在经过许多年以后仍难以抚平。一个受审者当年曾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以至双手和指尖，全成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1949年后还没有蜕尽。
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特」、「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地现身说法。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徐向前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详细地描述了抗大「抢救」的场景：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的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真是骇人听闻。
在毛泽东的极左风暴袭击下，抗大总校在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在干训队496人中，「嫌疑分子」竟达373人，其比例为75.2%。
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在反奸抢救中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据李维汉称，当时边区政府机关只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馀人，「其中的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往保安处，五十馀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 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给「抢救」过。 在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至于西北局系统的「抢救」人数，官方至今未透露具体数目。
薄一波当年曾被编入党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忆抢救运动时记述了他所亲眼目睹的「抢救」惨状。薄一波写道：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看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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