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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系统的思想改造 （上）
【大纪元9月24日讯】目录：
1．批判儒释道
1） 批判儒家
（1）批判孔子
（2）批判知识份子
2） 批判释家和道家
（1）否认神佛存在，歪曲信教动机
（2）摧毁修行的物质环境
（3）消灭肉体
（4）歪曲宗教经典，将宗教庸俗化
（5）成立中共宗教协会，让代理人从内部批判宗教
（6）营造宗教自由假象
2. 批判传统观念
1）批判对天的敬畏
2）批判命运与善恶报应
3）批判柔顺与忍让
4）批判传统社会秩序
5）以财产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据
6）宣扬粗鄙的党文化
7）其他受到批判的观念
第二章、系统的思想改造
政治学习，改造思想，这类事情中国人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共的一套好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都是反人性的，不但不可能在大众中自然产生，而且容易被人性所排斥。更何况共产党本是西方舶来品，是被唾弃的政教合一的独裁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极为抵触。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须营造一个党文化环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须而迫切的一步。
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华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释道。同时，民间的传统观念，乃是三教所确立的价值观在世俗中的反映。这些观念早已成为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容易使人上溯其宗教根源，因此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也是中共从中国人的思想里根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重要一步。这样，中国人就丧失了对中共及党文化的辨别和判断能力。
中共对儒释道的批判和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清除只是属于“破”的一步，同时中共还要“立”它需要的思维方式，如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以及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让人系统地接受中共以无神论为基础的邪说，进而再制造并维护适合中共生存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中共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后果。
1． 批判儒释道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儒、释、道家的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中国儒家尚“仁”、尚“义”，孔子讲“见义不为，无勇也”，又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的天命观深入民间，《论语》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来天是万物之本，是一切价值的源头。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赋，此生的目的即在回归天命，实现内心向善的要求。被儒家视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讲“三才”，即天、地、人，天生人，地养人；人又可以取法天地，“与天地合其德”。天地的运行则遵循不变的天理。老百姓相信一个高高在上而又制约人世间一切的“天”，用“不变”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儒家思想维系着道德与社会秩序。
佛家讲善，讲慈悲、讲忍辱，重视生命，信奉众生平等。在中共建政之前，佛家的六道轮回、积德行善、因果报应已成为百姓的常识，即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客观地讲，佛家“善恶有报”的观念对于稳定社会、维持人的道德，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道家强调“真”，强调清静无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统一，达到返本归真的目的，即所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的中医与气功皆源自道家，此外服气、炼丹乃道家养生之道，道家占卜与预测之准确则让人叹为观止，大道修炼者更有肉身成道、羽化成仙的神迹。在世间层面，当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时，道家思想也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更显出其特殊的价值。
对于中共来说，儒家的“天命”、佛家的因果报应、道家的无欲无求、与世无争是中共发动“阶级斗争”的障碍。儒释道经典确立的道德观，是中共树立自己道德权威的障碍，也阻碍了中共造反、革命、专政等政治运动。佛道两家修炼都让人超越生死，儒家让人舍生取义，这是中共利用物质手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障碍。佛家的涅槃彼岸、道家羽化成仙的遗迹与道法自然的精神、儒家的天命观都被中共视为宣传无神论的障碍。
1） 批判儒家
（1） 批判孔子
儒释道三教中最溶入生活的还是儒家思想，盖因中国人一直以家族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规范的正是家庭伦理，再将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中。
近两千五百年来，中华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主导。自鲁哀公立庙祭孔开始，汉高祖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到清圣祖康熙大帝手书“万世师表”四字于曲阜孔庙等等，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即使是在汉化程度最浅的元朝，元成宗也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对人类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不仅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承续了部分儒家思想，即使西方启蒙时代的大哲学家伏尔泰也自称是孔子的学生。
自汉代以降祭祀孔子的香火不绝。夺取了国家政权却骂孔子、砸孔庙的事情只有共产党一家而已。
中共从毛泽东开始就非常痛恨儒家文化，其原因在《九评共产党》的第六评中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毛喜欢秦始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采用法家的诡诈权谋祸乱国家，特别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尤为毛欣赏、仿效和超越。
倡导“文、行、忠、信”的孔子被中共骂成“一切旧理论的师表，恶势力的灵魂”，称“自有生民以来，实未有如孔子罪大恶极，而为善人、大多数人的公敌者。今后，人类共起而攻之，可也！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言行当中，孔丘可算第一荒谬。”
上述泼妇骂街式的言论占据了中共批判孔夫子文章的主流，因为中共除了对孔子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玩逻辑陷阱之外，从来没有拿出过、也不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中共对儒家的批判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和基础的，称孔子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今天在资本家已经加入中共，或者中共官员自己已经成为腰缠万贯的权贵资本家或权贵地主的时候，阶级斗争理论破产到中共都不愿意提起的程度（当然并不妨碍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手法继续迫害异己）。此时回头观看对儒家的批判都成了笑话，因此中共为维护自己统治起见，也不得不假装去褒扬孔子。最近几年为了搞统战，中共又在海外准备建所谓“孔子学院”，试图利用自己批判过的孔子去骗向往中国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大陆教学生背诵儒家十三经的民间学校却被中共取缔。
中共早在夺取政权之初，就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以下简称《批判》），对孔子进行诋毁、谩骂和批判。其中中共所惯用的逻辑陷阱值得概要分析，因为这些逻辑问题仍然是中共党文化中大批判的重要手法。
第一种是断章取义。从孔子要收取学费（束脩）就断定孔子只为贵族服务，全然不管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孔子的学生中子路就出身贫贱。
第二种是张冠李戴，把别人说的话安在孔子的头上。例如《春秋谷梁传》为子夏的弟子所做，《批判》却利用其中有关伯姬的论述部分攻击孔子。
第三种是不当类推，从孔子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得出“这无异于认‘国家兴亡，匹夫无责’”的荒谬结论。把个人对待职位的态度类推到公民的义务上去。
第四种是不当类比。称自汉代以降的独尊儒术与秦始皇独尊法家一样，全然不顾儒家以道德感召人，而法家以赏罚来引诱和胁迫人的不同。
第五种是混淆原命题与逆命题的不等价关系。比如《批判》中说：“既然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见男子全是君子了。”
第六种是扣“反科学”之类的帽子，称孔子“违反自然科学”。 事实上，孔子谈论的大多是伦理和政治层面的事情，这些都与自然科学无涉。正如不能用直尺测量重量，自然科学的原理也无法衡量人的行为的善恶。更何况孔子规定的“六艺”中包含“数学”，此为自然科学之基础。
第七种是含沙射影。提出“三纲”者明明是法家韩非子、汉儒董仲舒等人，《批判》一书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指出妇女为守贞节而自杀的时候举了几个很惨烈的例子。这些例子与孔子毫不相干，恰恰相反，《礼记》记载，孔子的儿媳妇与孙媳妇都是再嫁的。然而在通篇批判孔子的大背景下，难免不让读者将《批判》一书中的悲剧算在孔子头上。
第八种是挑动人的妒嫉心。《批判》一书专门渲染“孔子的贵族生活”挑动人的妒嫉心。事实上，如孔子所言“鱼馁而肉败，不食”等实为基本的养生之道，并非什么贵族生活。
（2） 批判知识份子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中国传统文化给知识份子提供大显身手的历史舞台，群星璀璨，人杰地灵。
改造知识份子也被中共视为极其重要的一步。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简言之就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更遑论普通民众。中共不认同知识份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需要以知识份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掌握政权，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识份子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对知识份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毛所谓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之外，从1951年秋天开始，组织大批知识份子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场场的血腥运动让许多知识份子看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凶狠，许多人的脊梁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做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即让被改造后的知识份子把中共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推向全国，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末废科举后，知识份子中的很多人转而去依附政党。这个过程是个痛苦的过程，也是知识份子“主动”进行思想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当然不会被中共认为已经足够，因为知识份子尽管认为他们需要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儒家的绝大多数修身立命之学仍可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将知识份子一笔划进“小资产阶级范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就足以让知识份子抬不起头来。
中共通过宣传机器歌颂工人和农民，将他们的知识匮乏当做是革命的动力，宣传“朴素的阶级仇恨”加上共产党的引导就足以使革命走向胜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识份子被电影赋予了符号化的脸谱——戴一副眼镜，畏畏缩缩；他们拘泥书本，看不起群众，做事主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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